中国经济困境为何与创新无关？专家深度解析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近期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对中国经济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尽管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表现亮眼，但经济整体却面临严峻挑战，这种矛盾揭示了技术与经济之间复杂的关系。

黄亚生表示，中国在电动车、高铁等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商业模式以及用户体验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国内消费疲软、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明显下降，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他强调，这些问题显然并非源于创新不足，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首位。但黄亚生提到，如果对专利质量进行严格审查，相关学术研究显示中国的专利在创新质量上并不突出。他进一步分析，中国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设备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但这并未有效带动就业增长、收入提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

黄亚生还指出，中国经济的核心症结在于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的脱节。经济增长固然需要技术驱动，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全民收入的提高来刺激消费，而在这方面，中国经济的表现并不理想。他以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和外卖服务便捷为例，坦言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低成本背后往往是服务提供者如快递员的巨大付出。这种忽视收入增长、一味追求低成本的经济模式，在他看来是一种畸形发展。

对于中国庞大人口被认为是低成本现象的原因这一观点，黄亚生从制度和结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提到，农村土地低价转为工业用地，实际上是对工业的巨大补贴。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征地成本可能仅为卖地收入的1%到10%，这种巨大的价差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与此同时，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极低，仅约300多元人民币（约60新元），且缺乏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无法成为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

黄亚生还提到，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MIT同事曾研究过掠夺性经济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能在短期内带来进步，但长期来看必然引发问题。他以此来类比中国当前的部分经济模式，表达了隐忧。

尽管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现状感到担忧，黄亚生并不认同国际上周期性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他在1995年曾撰文《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回顾了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推进对外开放、国企私有化以及学术和媒体享有一定言论自由的时期。当时，尽管中国也面临诸多问题，但整体上提升了民众收入，国际环境也相对和平稳定。

然而，当前中国面临外资撤离、中美关系紧张等多重压力，黄亚生对此表示，他并不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压制，也不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霸权。他不主张中国立即转向台湾或韩国那样的民主体制，但希望中国能逐步走向一个温和、务实的一党制度，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倒退。

作为一个出身湖北红色家庭的学者，黄亚生的学术生涯和公共发声始终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的祖父是中共创始党员之一，父亲是红色文学作家，而他选择通过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为社会贡献力量。黄亚生曾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并在世界银行任职，其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经济学人》评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之一，近期作品也被《外交事务》杂志列入2023年度最佳图书。

黄亚生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过去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尝试过政治改革。他对未来的乐观在于，中国人民曾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种集体记忆与封闭国家如朝鲜有本质区别。此外，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改善，庞大的政府开支也需要经济支撑。因此，他预测未来两三年内，现状可能发生变化，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或许是一条出路。

针对国际关系，黄亚生建议中国抓住美国新政府上台的契机，通过政策调整改善与西方的互动，例如减少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以改变欧洲看法，或在东南亚问题上采取更为克制的态度。他强调，提升内部消费是一个漫长过程，而外部消费更多取决于政策而非市场，若能改善对外关系，经济困境至少不会恶化。

此外，黄亚生近年将研究目光转向东南亚，并在MIT开设首门关于东南亚的课程，鼓励学生为当地企业提供咨询。他认为，在全球化转向“逆中国化”的背景下，东南亚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新加坡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黄亚生最后提醒，无论是中国自身还是外部的过度吹捧，都需清醒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人均GDP和家庭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他呼吁以理性的民族主义视角，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非单纯追求总量数据的光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