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选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不由得回想起家族的历史与国家的过往，这些记忆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思考。早在2011年大选前，我曾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文章，讲述了父母那一代人因战乱和贫困从中国南方远赴新加坡谋生的艰辛经历，同时也勾勒出新加坡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建国初期所经历的动荡与挑战。
我的父亲背井离乡，带着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从南方小镇辗转来到新加坡；母亲则是在中国‘大跃进’时期被接到南洋，而哥哥却因‘文化大革命’错失了南下的机会。那个年代，命运充满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建国先辈们，也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奋斗出来的。
作为战后、建国前婴儿潮前期的一代人，我成长于反殖民思潮涌动的岁月。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战火的摧残，但我目睹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如今人流如织的多美哥地铁站外麦唐纳大厦、加东公园等地，曾经是那段沉重历史的重要见证。到了1970年代初，种族冲突、谣言弥漫，社会中充斥着迷茫与不安，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总在寻找着方向与理想。
历史有时震撼人心，有时却悄无声息。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制度的延续，更需要人文的关怀。我们这一代人从动荡与贫困中挣扎前行，从狭促的居所走向舒适的家园，从充满未知的日子走向稳定的生活。
回顾过去，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为了在当下的选择中不迷失方向。我们的国家曾多次面临严峻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近年来的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这些挑战时刻提醒着我们，稳定、和平与繁荣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
当前，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凶险。霸权国家可能发起的无差别关税战，或将重塑二战以来的全球秩序。如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全面实施，跨国企业或许会回流美国，尽管理性分析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但‘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却可能成为现实。中美、美俄之间的战略角力，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货币格局的变化，都对新加坡的稳定与发展构成深刻影响，也对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决策智慧提出巨大考验。
最近与家人讨论大选形势时，孩子们表现出一些担忧。他们觉得，当下的年轻一代成长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对历史缺乏深入了解。不懂得历史的人，往往难以从中汲取教训，也可能重复过去的错误。正如国务资政李显龙和黄循财总理所指出的，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领导者需要具备远见、定力和责任感，而不能将精力耗费在内部权力斗争、民粹噪音或选票操作上。
在这次大选中，我将再次行使投票权。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与不确定的未来，我更看重经验、稳健与担当，而非煽情、浮躁或对立。投票前，我想起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不仅关乎自身，更关乎后代的未来。愿我们都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