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文：98岁马共老兵的抗日与游击战人生

现年98岁的周尚文，拄着拐杖缓慢行走，很难让人联想到他曾是马来亚共产党的一员，参与抗日与反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从15岁开始，他便投身战场，肩扛枪支，在马来半岛的茫茫丛林中艰苦作战长达7年，目睹战友一个个倒下，自身也多次险些丧命，甚至因饥饿差点误食毒物。

周尚文192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丰盛港，8岁来到新加坡。1939年小学毕业时，恰逢二战爆发，学业被迫中断。幼年时，他深受爱国氛围的影响，老师和家人常常讲述日本侵华的暴行，这在他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种子。还未毕业，他便模仿大人参与街头募捐和话剧演出，为支援祖国尽一份力。后来，他加入新加坡左派文艺团体，接触到共产党思想，毛泽东的长征故事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1941年12月，日军登陆北马，15岁的周尚文被母亲从新加坡召回丰盛港。未料，当晚英澳军队强行疏散居民，他和家人被送往峇株巴辖附近的铁山。次年3月，他们偷偷返回家乡，却发现村庄已被英军焚毁，满目疮痍。目睹日军暴行，包括亲人遭受虐待，周尚文的抗日情绪愈发强烈，同年年底加入马共，首个任务是潜入日伪“华侨协会”充当卧底，搜集日军情报。

卧底期间，他曾因身份险些暴露被捕，之后转为地下活动，负责筹集军粮和招募新人。其间，他多次被日军追杀，甚至一度被河水冲走，幸得战友相救。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马共将武装组织改编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与英军及联邦军展开长达12年的游击战。周尚文回忆，缺乏正规军火，他们只能捡拾英军丢弃的武器或抢夺日军遗留的装备作战，能用的子弹往往不足三成。

紧急法令后，英军采取“饿毙政策”，将华人迁入戒备森严的新村，马共失去粮食和资金来源，被迫退入彭亨北部森林。1949年底，周尚文所在的中队在彭亨南部成立，拥有220人，但随后数月中队不断与联邦军交战，逐渐陷入劣势。他认为，这种正面交锋和急于建立根据地的策略违背了游击战原则，导致巨大损失。部队缺乏医药和后勤，伤兵无处安置，通讯仅靠徒步，人员不断减员，最终伤亡惨重。

森林中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饥饿成为最大敌人。周尚文透露，有时一两天甚至更久没有进食，后来战况恶化，饥饿时间更长，队员体型变形，四肢萎缩，腹部下垂。蛋白质极为稀缺，尽管有枪，他们也不敢轻易猎杀野兽，怕暴露行踪，仅在大雨时才敢开枪。一次，他们射杀了一只老虎，得以饱餐一顿；还有一次，误食一条有毒的蛇，昏睡两天才醒来，侥幸未死。更有队员因极度饥饿试图锯树心充饥，却在半途倒下身亡。他感慨：“那两年多，我连一粒米都没吃过，饥饿的滋味，旁人无法体会。”

1953年初，联邦军利用悬赏策反原住民，追踪马共成员，周尚文等人常在废弃的木薯地觅食时成为枪靶。森林中不仅饥饿致命，疾病和环境也无时不在威胁生命：一场大雨可能导致感冒致死，沼泽恶臭引发双脚浮肿，蠓虫叮咬后高烧不退，甚至夺命。

1955年5月，因耳疾引发的眩晕，周尚文决定结束森林生活，走出丛林接受治疗。病愈后，他因拒绝参与反共宣传被关押在吉隆坡扣留所，直到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才重获自由。面对从森林到牢房的转变，他是否后悔？他说：“我走出森林是为了活下去，觉得武装斗争无望，但我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从未改变。无论被打死还是遣返，我都不在乎，只要不帮他们做事。”

重返平凡生活时，周尚文已30岁，青春岁月耗尽于失败的抗争。他表示并不悔恨，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常人不敢尝试的事，对得起良心，未曾背叛任何人。唯一的遗憾是未能尽孝，照顾母亲。14年的战斗生涯，他未中一弹，堪称幸运，但他也坦言，战争残酷，生命如草芥，容不得半点犹豫。

走出森林后，他与昔日战友不再联系，觉得彼此思想和为人已大相径庭。他的家人也直到大儿子在大学时偶然看到父亲年轻时的“劝降”宣传照片，才知晓他波澜壮阔的前半生。回顾一生，他苦笑：“我活得不易，但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样的人生应该算有意义吧。”

2013年，周尚文从柔佛州居銮移居新加坡，与大儿子共同生活。几年前，他接受了心脏手术，如今身体每况愈下，自言正“数着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