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香港展：与亚洲艺术如何对话？

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近日，香港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推出的“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毕加索──与亚洲对话”展览（展期至7月13日），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一睹大师风采。这场展览是香港十多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毕加索作品展，展出了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的60多件珍贵馆藏，涵盖了从他14岁至晚年的多种创作形式，包括草稿、油画、陶瓷和雕塑等，内容极为丰富。观众可以欣赏到《男子肖像》《杂技演员》《海边的人像》《台座上的静物》《多拉·玛尔肖像》以及《游泳者》等代表作，机会十分难得。

此次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聚焦于毕加索个人的艺术成就，还尝试通过跨文化和跨世代的视角，展现亚洲艺术与毕加索的互动。展览特别纳入了30位亚洲艺术家的约130件作品，以“天才”“局外人”“魔法师”和“学徒”四个主题，梳理毕加索的艺术人生，并搭配亚洲艺术家对这些主题的诠释，形成一场艺术对话。例如，毕加索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绘画，被视为天才，擅长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肖像画。而与之呼应的，是成立于1969年北京的地下艺术团体“无名画会”，他们通过描绘私人生活和自画像，挑战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铺路。

然而，作为一场以“亚洲对话”为主题的展览，观众可能会期待更多关于毕加索是否受到亚洲文化影响的探讨。遗憾的是，本次展览并未深入挖掘毕加索与亚洲文化的直接关联，反而更多地凸显了他在亚洲现当代艺术中的深远影响力。在“学徒”主题部分，展览提到毕加索在西班牙出生，20多岁移居巴黎后，受到伊特鲁里亚、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巴洛克及后印象派等多种欧洲文化的影响，甚至在创作中借鉴非洲雕塑的元素，但对亚洲文化的影响只字未提。

展览中与亚洲相关的展品和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中国著名书画家齐白石（1864-1957）的水墨画《鸽子》受到毕加索和平鸽形象的启发。此外，1956年，中国艺术家张大千（1899-1983）在法国尼斯与毕加索会面时，见到了毕加索模仿齐白石风格创作的花鸟画作。张大千还转述了毕加索对“中国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的评价，尽管这一言论在毕加索的记录中未有佐证。另一位中国艺术家张仃也曾拜访毕加索并赠送《齐白石画集》。此外，1915年，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在法国拜访毕加索时，将其绘画理念与宋代苏东坡的艺术观相比较，并购买了至少五幅毕加索作品带回中国，这标志着毕加索作品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如今，他的作品在亚洲藏家中备受追捧。

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共同创立的立体主义，通过在单一画面中展现多重视角，彻底改变了艺术的表达方式。这种手法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散点透视有相似之处，是否曾受其启发，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的巴黎艺术圈对亚非等异域文化充满兴趣，例如画家梵高虽未到过日本，却收藏了600多幅浮世绘，其后期作品明显受到这种版画风格的影响。而毕加索也深受梵高、塞尚和高更等前辈艺术家的启发，甚至收藏了浮世绘版画。然而，展览联合策展人郑道链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有证据显示毕加索对中日艺术缺乏兴趣，甚至以“装饰艺术”这一带有贬义的词语来形容。若能从创作与美学角度进一步探讨毕加索与中国书画或日本浮世绘的潜在关联，并展示相关作品，或许能为“对话”注入更深刻的意义。

展览中与亚洲最直接相关的作品是《朝鲜大屠杀》（1951），这是毕加索在韩战爆发后对美国军事行动的艺术回应。日本艺术家藤原西蒙在2024年创作的《Who对Who对Who?（一场大屠杀的景象）》以此为蓝本，用卡通熊形象替代原作元素，但依然笼罩在毕加索的巨大影响之下。包括田名网敬一的立体主义作品在内，大多数亚洲展品都显示出毕加索艺术风格和技术方法的深刻印记。未来，亚洲艺术家能否摆脱这种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值得深思。

此外，影响毕加索艺术风格的两位印象派大师塞尚（1839-1906）和雷诺阿（1841-1919）的作品，也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塞尚和雷诺阿的世界”展览（展期至7月5日）中展出。这场展览展出了来自法国橘园美术馆及奥赛博物馆的52件藏品，以两位画家的深厚友情为切入点，呈现他们的风景、静物、肖像及裸体女性画作，帮助观众理解两人艺术语言的差异：塞尚的构图严谨且具几何美感，为立体主义奠定了基础；雷诺阿则以柔美和谐的用色著称，奠定了其在印象派中的地位。展览最后展示了毕加索的静物画与女体画，清晰揭示了他从前辈艺术家那里汲取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