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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从就会一无所有:新加坡组屋政策让年轻人别无选择?



撰文 | HUGO SZE

在几乎人人有楼住的新加坡,超过 8 成人口居于政府兴建的组屋,其中 9 成人拥有业权。新加坡之所以能满足多数人的住屋需求,其中一个土地来源是向国内的村庄“甘榜(kampongs)”征收土地。但发展至今,国内只余下最后一个甘榜。往日的甘榜居民叶顺发(Hio Soon Huat,音译),至今仍怀念当年的时光。但为了城市发展和人民利益,就该由政府决定谁来付出代价?

叶与他的朋友林振喜(Lam Chun See,音译) 坐在现代化的美食广场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访问,回忆甘榜岁月。叶说:“甘榜给我的感觉是自由,可以奔驰在宽广的土地。我们还会自己制作玩具、爬树、摘果、河边散步,还有射雀。”但随着万丈高楼平地起,新加坡用来兴建组屋的“平地”,不少均来自锌铁顶木屋所在的甘榜。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名誉秘书长韩铭光指出,1920 年起,英国开始为新加坡建设公共房屋,但新加坡真正的现代化,则要由 1959 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谈起。他阐述当时的国家现代化目标:“新加坡某些关键区域有必要重新开发,并在城市以外为人们提供新房屋。”加上 1961 年,河水山(Bukit Ho Swee)地区的甘榜发生火灾,令 1.6 万人无家可归。为解决甘榜里生活条件恶劣、肮脏拥挤的状况,政府加速推动国家现代化。听起来,与香港 1953 年石硖尾木屋区大火后催生的公共房屋计划,有些相似之处。

1960 年,建屋发展局(HDB)成立,并在 3 年内兴建了超过 31000 间房屋。对新加坡人来说,当年“上楼”令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改变。韩铭光指:“一些甘榜居民很高兴。他们以前只有狭小的生活空间,或需与人共用地方,甘榜也没有接通电力及附设现代化的卫生设施。搬进政府提供的单位,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降的礼物。”然而,现年 66 岁的林却自觉是被逼搬迁。因为 1965 年独立后通过的《土地征用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林感到甘榜居民的土地被官方强夺。

时任总理李光耀称:“我们面对住屋恶劣、过度拥挤的巨大问题。除非采取严厉措施压倒一切,以低成本取得土地,否则无法解决问题。”这之后,有违保障私人财产法治原则的《土地征用法》实行,赋予政府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强行收购土地的权力。林指:“‘土地征用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该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但假如政府拿走的,是原属于你的土地,那便意味着政府指定由你来作出牺牲。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过,叶当年却并不如林般对此反感:“没有一丝难过。或许当年我太年轻了,转到公共房屋居住的感觉更好,因为那里更干净、方便。”


摄 2007年的新加坡罗弄万国村,当时这已是国内最后一座甘榜村。

经过数十年频密的建设,今天人口近 600 万的新加坡建有超过 100 万个组屋单位。1960 年,只有 9% 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房屋中,今天则已近 8 成。惟租住、购买或出售租屋有不少限制,如根据国家的“族种融合政策”,社区的组屋必须维持一定比例的各种族人口,令买卖时或产生一定困难。加上新的组屋只开放予已婚夫妇购买,单身人士需满 35 岁方可申请。离婚者在出售住所后,30 个月内不能租住组屋,逼使其进入私人市场。

现年 43 岁的杨先生(音译:Raymond Yeo)在 35 岁时,即购入自己的单身组屋。对于家长式管治的政府,杨坦言只有接受:“政府向你展示由她规划的道路,如果你不顺从,便会一无所有。想要一间屋,你便会考虑结婚,借以达到目的。我觉得年轻一代别无选择,只能按政府设定的道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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