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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来/全球融合采访硅谷站-新连通:又一张全球网正在密织-人才、模式、资本……全球价值链从“离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转变

采写:记者 苗夏丽

陈申慧智摄影:记者 苗夏丽

陈申慧智视觉:首席美编 黄欣统筹:张佳昺 张源

“我现在差不多两个月回一次中国,每次待2周左右。”徐鹏坐在蚂蚁金服硅谷圣马特奥的一个会议室里说。

如果没有2016年11月的那个决定,徐鹏的生活轨迹可能就是在硅谷的两点一线——从家到谷歌,再从谷歌到家。

2005年,徐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获得博士学位,这个领域今天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毕业后进入谷歌,一待就是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决定加入蚂蚁金服,负责蚂蚁在硅谷的新项目,从此他开始了硅谷和中国长三角之间的两点一线。

“经常这里(硅谷)下班回家,吃晚饭和国内开电话视频会议。硅谷的晚饭时间,正好是国内的工作时间。”徐鹏说,他的团队一部分在硅谷,一部分在中国长三角的杭州,业务扩展也非常快,在支付宝APP主页面搜索框那个“麦克风”的语音互动,就是徐鹏团队负责的。

“我们是海鸥派。”傅利民笑着说。八年半前加入阿里巴巴的傅利民,现在一年时间里,半年在硅谷、半年在长三角。作为阿里巴巴国际UED事业部资深总监,达摩院-人机交互实验室的负责人,傅利民最关注的也是人机交互、自然交互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近年来在硅谷不断演化。

从徐鹏到傅利民,“海鸥派”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群像。

全球创新网络的聚合裂变

Flex在硅谷米尔皮塔斯市设有专门的客户体验中心,15栋矮楼分布在偌大的园区中,直接形成了从概念成形到设计、工程、生产、分销物流的制造产业链。

Flex 全球研发副总裁 Patrick Boisselle用“概念成形到规模量产(Sketch-to-Scale)”来自我定义。如今,Flex在智能驾驶、家居应用、智能穿戴、企业级计算、智能手机等领域,构建出一个庞大的智能制造全球产业链网。

Flex的中文名字是“伟创力”,6月初刚刚在上海成立设计和创新研发中心,9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有19个高标准的标准化实验室以及300多位非常资深的工程师。

此外,Flex在中国拥有17个基地及工业园区,中国员工超过10万人,占全球的一半,百度、ofo、华为、联想都是它的客户。

“在硅谷,我们能实时跟踪到全球供应链的变动情况。”Flex全球传播高级总监Paul Brunato说,选择上海作为全球设计研发中心,一方面是政府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拥抱上海也就拥抱了中国。

Paul Brunato说,硅谷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是很多高等学府的集中地,有了科技创新的源泉。而上海有多达64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机会同样很大!

Flex的中国人潘紫霄,6月初刚刚回到长三角,代表Flex参加了阿里巴巴在杭州主办的2018年全球物流峰会。

Flex进入了“E.T.驼峰计划”的首批合作阵容名单,聚焦无人时代的智能物 流。和Flex一同进入名单的,还有英伟达、盒马、恒源电动汽车集团、高德地图等。

“未来全球化生产将更多朝着全球价值链方向发展,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城市》一书中,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说,过去全球化生产是垂直分工,如今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织,且水平分工日益突出,投资区位以潜在市场规模为首要因素,全球价值链从“离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转变。

对于这样的价值链发展方向,Flex 深明其意。

逆向反哺的中国模式

当硅谷企业在新加坡、上海等全球建立产业链节点、打造创新网络时,中国的场景和模式,同样也在硅谷播下种子。

圣何塞市正厅门前的马路上,停着几辆BIRD滑板车,车头有二维码,用户下载app扫码解锁后即可使用,收费1美元起。新闻晨报·周到记者途经时,几个黑皮肤的少年,一脚踩着BIRD滑板车,从身边“飞”过。

这样类似“共享单车”的创业项目,在硅谷大湾区不止一个。而它们的发源地显然就是中国。摩拜、ofo等共享单车如今遍布上海甚至全国的街头,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引领。

当年硅谷 Copy to China 的潮流仍在,但中国模式Copy to Sili-con Valley的逆向反哺,也正在悄然发生着。硅谷和中国的融合和“轻推”,从单向变成了双向。

“中国最大的创业机会,是场景和规模。盒马模式的诞生,跟人口密度关系密切,30分钟能覆盖很多人。很多海外公司跑到中国看盒马,都很惊讶,也希望能把库存管理、线下销售等拿到美国用起来。”傅利民说。

回首过去数十年的全球经济变迁,从石油煤炭主导的碳基生产力,到PC、手机芯片主导的硅基生产力时代,再到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主导的算基时代,全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让大家成为互相守望的共同体。

而在这场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中,除了人才、模式,自然少不得资本的流动。

沙丘路风投的中国影像

沙丘路2750号,硅谷银行。“这家银行很小,但很忙!”。一名华裔保安说,他几乎每天都看着这家“小银行”人来人往。

沙丘路,被称为“硅谷中心的中心”,有人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沙丘路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

整条沙丘路,弥漫着资本的味道。从摩根士丹利、德丰杰,到KPCB(凯鹏华盈)、红杉资本、银湖资本……你听到过和没听到过的大牌风投机构,总部都在这里。

而这些风投机构,几乎都在上海设有中国办公室。在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些顶尖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股东名单中,他们也都是“常客”。

就像硅谷银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中国开展业务,而随后2005年开设的第一家中国分支机构就选在上海,取名盛维商务顾问(上海)有限公司(SVP Capital Shanghai)。

如今,这家分支机构所在地是大连路588号宝地广场。在上海,它还受托管理着两只来自上海市杨浦区的政府基金。

2011年,硅谷银行又和上海的本土银行——浦发银行合资建立了浦发硅谷银行,这是1997年后中国第一家获得牌照的合资银行,提供中国境内在岸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今年以及接下来的IPO上市浪潮中,无论是已经在港股完成IPO的小米集团,还是已经递交招股书的美团点评,又或者是被认为将在未来2年内IPO的蚂蚁金服、滴滴出行、今日头条……硅谷的投资机构作为风险投资者,自然也是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角色有一点尴尬。”高通风险投资中国部总经理沈劲说,面对国际形势变化,高通夹在中间,有点难受。高通总部就在硅谷,高通风投是小米的投资人,也是国内很多手机厂商的芯片提供商。

华登国际副总裁王林,投资了多家知名的半导体芯片和智能硬件。华登国际总部在旧金山,在中国本土投资的半导体企业超过30家,全球范围达到了100家左右。面对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王林也表现出一定的无奈。

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化特征越来越显著,网络状的全球价值链将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促进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产品融合和产业融合,并形成更多的“溢出效应”。

“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变化之一,是从由研发开发、示范应用及技术扩散等若干关键环节构成的创新链转向创新网络……创新网络平台上内部和外部众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使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大量创新资源聚合、交汇,进而不断产生裂变和形成创新突破点,形成创新资源聚合裂变的流程。”周振华在《全球城市》写到。

无论是沈劲还是王林,显然都期盼着这张全球创新网络,能够像此前那样每一个节点都通畅,不会因为外在的力量,而耽误了创新,耽误了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