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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超低生育时代来临!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为年轻人介绍对象了

在亚洲,单人户是增长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难题。

其中问题尤为严重的是新加坡,

去年,新加坡的华人生育率低至0.98,

平均一名华人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名子女。

华人占新加坡人口70%以上,

而全靠马来人、印度人的生育率,

新加坡才没有“沦落”为一个“零生育率”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举办的“火花连接”约会活动海报

与之相对应地,是从1984年开始,

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了人口危机,

三十多年来,花样繁出地

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

你毕业我给你找对象,

你约会我组织,

你生孩子我发钱……

饶是如此,新加坡人还是不愿意结婚,

30岁以下的女性单身率,

从十年前的50%攀升到66%,

男性单身率则从75%升到80%。

面对持续严重的“婴儿荒”,

新加坡只能大量引进外来移民,

目前有超过40%的新加坡人都是外来人口,

长此以往,新加坡会不会“国将不国”?

我们飞赴新加坡,

倾听了本地年轻人的心声:

“不是我不想结婚,

是找不到愿意一起对家庭付出的人来结婚。”

撰文 倪蒹葭

新加坡克拉码头

梁秀莲(Liang siew lian)今年35岁。不久前,她还像很多新加坡女孩一样,在恋爱中,但没怎么考虑婚姻和孩子。

她约我们在新加坡的克拉码头见面,这是一条河边的酒吧街,“我以前是这里的熟客,”她笑着跟酒吧老板打着招呼,一边从保温杯倒出菊花茶。她已经怀孕15个星期,怀了孩子之后,就滴酒不沾。

怀孕是一次意外。确诊之后,医生说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孩子并不稳定。她发现自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孩子健康就好,“每天早晨一醒来,都会感受他的心跳在不在。”

她原本没有打算为新加坡的生育率做贡献,因为觉得孩子很麻烦,在经济上也不划算。“如果没有孩子,我现在应该和20多岁一样,只是薪水比较高,旅行去的地方比较远,但是现在,要为宝宝将来计划房屋、保险,度假是我最不会考虑的事了。”

新加坡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国家,对个人能力和成功极为重视,每个人都很努力在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会有些自我中心。”

梁秀莲

女性率先用脚投票,走出婚姻

怀孕之前,梁秀莲已经和男友交往了一年多。因为孩子,两人讨论过未来的家庭规划。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对家庭也是完全地参与,但是明显地,他觉得孩子应该由妈妈带,他更愿意工作挣钱,付补习班的费用,而不是花时间陪孩子。”

男友的想法是既然有了孩子,那两人就结婚,但是因为对家庭看法的分歧,梁秀莲并不愿意结婚,两人分手,她又回到了单身状态。

梁秀莲做了5年新加坡的小学老师,近年来她开始办自己的补习中心。她见过非常多问题家庭的孩子,大都是因为父母的陪伴极少,父母双方都不愿放弃工作,如果是高薪工作,那就会很忙,如果薪水不高,通常需要做两份工。

“如果有家庭,我希望我和我的伴侣都能够对孩子负起第一责任,而不是从家佣、祖父母或者补习班老师那里听到孩子的消息。”

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剧照,父母忙于工作,孩子和家佣感情更亲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杨李唯君说,“婚姻越来越不受东亚女性的欢迎,因为婚姻对她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养育孩童、照顾老人的责任和负担,还意味着工作收入和职业发展将受不利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婚姻很多时候对于女性来说,付出更多,收获更少。

“女性参加工作,往往被视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人口学家把男性主动参与育儿和家务,称为’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

新加坡的现状是,大多数男性还没有进入“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于是女性用脚投票,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尽管在新加坡,政策对单身妈妈并不那么友好。比如8000新元的奖励会减少为2000新元,上学的补助金也会减少。但是在秀莲看来,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没有离婚的成本高。

新加坡的离婚费用非常高,手续办起来也是非常难的,而且还会有一个争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为此她宁愿不要迈入婚姻。

新加坡组屋住宅

谭凯文

男性也发愁:结不起婚,生不起娃

谭凯文(Kelvin Tan)今年44岁,去年终于攒够钱,买了两室一厅的新加坡组屋。

他早年在墨尔本留学,在那里喜欢上了电子音乐。回到新加坡之后,他不想马上做一份普通工作,而是全力追求个人爱好,成为一名DJ,推广电子音乐,办音乐节,并且和朋友一起创立了新加坡最早的地下音乐俱乐部,俱乐部维持了10年时间。

这段时间,凯文的收入很不稳定。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单身了3年,之前的两段恋爱都是因为经济上还不能稳定下来而分手。

2013年,他终于暂时放弃了音乐,回到爸爸的建筑公司,帮忙一起经营。这是一个不大的家族企业,凯文要照管方方面面。稳定工作6年后,他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

“我觉得新加坡人单身的一个原因,是结婚的成本很高。” 2019年,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新加坡、香港、巴黎并列成为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跟日常生活相比,结婚需要花更多的钱。“首先是婚礼,新娘对婚礼的期待都很高,但一场普通的婚礼办下来就已经要三五万新币(约合几十万人民币)。再加上买房子,首付又要几万块,到这里,你工作以来的积蓄就已经基本花完了。”

“但是结婚以后,最大的支出来了,也就是生孩子,养育他们,为他们计划未来……如果两人之间感情不够坚定,很容易产生裂痕,不再相爱。”

其实在新加坡买房可说是相对轻松。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居者有其屋”口号,大约82%新加坡人住在HDB中,类似政府建的公屋,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

但这种房子有单身“歧视”,规定如果是单身人士,必须35岁及以上才能申请,购房的补助也会比一对夫妻少很多。

养孩子方面,虽然政府会给补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争上游的社会,单靠政府和学校远远不够。新加坡商场里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种儿童教育机构,每个家长都要想办法为小孩报才艺班、补习班,否则会被认为“不负责”、“不称职”。

新加坡夜间商厦

华人的“怕输”文化

新加坡有个独特词汇“Kiasu”,源于闽南话里的一个词,意思是“怕输”,2007年,这个词被收进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解释为”一种贪婪而自私的态度”。

2018年,新加坡社会价值观调查出炉,“怕输”荣登第一,(另外4个入围的词是投诉、好竞争、教育机会、关怀老人)。2012年和2015年政策研究院做过相关调查,“怕输”都有入围。

“怕输”文化强调成功,竞争激烈的环境导致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社会压力。

2018年9月份,新加坡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9小时,2011年还曾高于46小时,超过韩国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一对恋人在婚礼设计公司门口

我们访问了一间新加坡知名的婚礼设计公司,公司有17名员工,其中15名是女性,70%都是单身。

一名30岁的单身女员工说,婚礼设计经常是要在周末工作,她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在旺季的周末,则会更加忙碌,甚至从早上8点忙到夜里12点。

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新加坡DJ王国峰,今年43岁,上个月刚刚订婚。他除了是上海一家高端酒店的音乐总监,还是夜场DJ,音乐节策划人。

在他面前,完全感觉不出他的年龄,非常有活力。他说很多新加坡人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他自己就经常出差,忙起来一天工作18小时都有,之前的几段恋情,大多是因为自己的投入不够而分手。

一年多以前,他住在上海法租界,认识了邻居,一位38岁的上海女孩,“我们年龄相近,她也在学会理解我的事业,我们终于迈入了人生下一个阶段。”

Kiasu Parents “怕输”家长社区

结了婚以后也逃不掉“Kiasu”的压力。新加坡有一个被命名为Kiasu Parents(怕输家长们)的家长社区,分享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各种信息,补习、排名、教学质量评估等等。

甚至老人也要追求“Sucessful Aging”(成功变老)。在中国,老人帮自己的子女带孩子是很常见的,甚至理所应当,但是新加坡鼓励大家老了之后也要工作,自力更生。

杨李唯君教授说,“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很多年轻人感到建立一个‘成功的’婚姻和抚养‘成功的’孩子,是困难或者说是不值得的,从而害怕或者逃避组建家庭。”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地方,”梁秀莲说。的确,根据《2018年IMD世界人才报告》,新加坡对人才的吸引力超过香港,成为亚洲第一,“但也是一个最不适合成家的地方”,她补充道。

新加坡街头青年

很少催婚压力的新加坡年轻人

在亚洲甚至于全球,单人户是增长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

由于当前不断降低的生育率和结婚率,不断提高的离婚率以及人口迁移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单人户将会越来越多。有研究推测,到了2020年,全球单人户最多的十个国家中,将有四个来自亚洲,而中国与印度将名列前茅。

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城市国家,子女和父母离得近,很多人会选择住在一起。尽管如此,2018年,单人户比例还是从2008年的10%上升到14%。

可能和东亚其他国家不同,新加坡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被催婚的压力。我们访问了一家当地的约会机构,负责人陈莹莹说在他们这里,参加者几乎都是自愿来相亲,没有人是迫于父母压力不得不来。

谭凯文说,“即便父母希望我结婚,但他们也希望我遇到真正想一起度过余生的人。我觉得婚姻必须是两人真的相爱,如果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因为某个人是一个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而结婚,会让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很可怕。”

热爱越野跑的卓小姐

卓小姐38岁,从事广告业,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人。比起催婚,她的父母更在意的是她能购买一套自己的HDB住房,作为生活的一种保障。

她在2年前买了房。因为政府给单身者的买房补助少,她还需要不间断地工作25年来还清房屋贷款。时间花在工作和个人爱好上之后,她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卓小姐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她尤其喜欢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活动,比如说越野跑、射箭、骑马。

2012年,为单身旅行者设计的APP在新加坡 兴起,因为单独旅行的人越来越多。输入目的地,你能看到同一目的的旅行者,还能参考他们的攻略,非常方便。

30岁出头时,卓小姐也认真考虑过冻卵、人工受孕,但是因为当单身妈妈在新加坡难度很高,就没有进行下去。

“几年前我也尝试过约会活动,但是活动之后,就没有再保持联系。婚姻是很好,但并非必要。如果没有遇到那个人,就是没有遇到。”

新加坡华人生育率在2018年跌到0.98

新加坡会垮掉吗?

新加坡有三大群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约占人口比例的70%。2018年,华人生育率下降到了0.98,意思是一名华人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是0.98,也就是不到一个!

在华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华人数量能够增长,主要就是移民的贡献。

因为新加坡的婴儿荒,政府不得不大量引进移民。根据《2019年新加坡人口简报》,新加坡目前的总人口570万,比去年增长了1.2%。而新加坡的小目标是,在2030年,人口增加到650-690万。很多人猜测,需要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来实现。

目前外来移民已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40%左右,新加坡人已经在担心自己的文化身份会受到冲击。

人口老龄化是低生育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东亚各国,因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带来的结果是加速老龄化。世界各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韩国、日本分别只用了17、19年、24年。

2019年,新加坡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6%,到了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47%,新加坡将成为彻底的“老人国”。

2015年,新加坡人口当中每100名20岁—64岁的劳动力,对应要养50名无工作能力的老人与小孩。预测到了2030年,这一抚养负担要翻一番。

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2012年时曾经说:如果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新加坡”将会垮掉”。

新加坡红娘陈莹莹

“计划婚姻”能成功吗?

早在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发展署),目的是“促进婚姻,树立一种文化观念,使单身者将婚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个人隐私权颁布之前,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自动地变成SDU的会员。2001年,24岁的黄田洋大学一毕业,就接到SDU打来的电话,表示根据个人资料,他和某位同届毕业的女生,十分匹配,“当时就很尴尬,忽略了那个电话”。

新加坡人调侃SDU是指“Single”(单身)、“Desperate”(绝望)、“Ugly”(丑陋)。最早,SDU有10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替大学毕业生配对,他们还举办联谊活动,由政府出钱,不同机构的部员们在周末一起去附近海岛玩耍。

第一年开展工作时,SDU花费近30万美元,只促成了两桩婚姻。虽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到2000年初,SDU声称它已经促成了3万对恋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也许是考虑到效果以及人们觉得尴尬,SDU停止运行,改组成只有7名工作人员的SDN。

SDN进入一种新的“计划婚姻”的模式,它不再自己举办约会活动,改为支持和监督私人机构,在新加坡100多家约会机构中,考核选出10家左右。

新加坡人黄田洋后来和来自中国吉林的女孩陈莹莹结婚,两人一起经营一家约会机构,也成为SDN支持的机构之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举办的16人下午茶约会,不少参加者表示,除了来SDN,没有其他渠道认识靠谱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参加者是在新加坡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女孩,她说如果在中国,她可能不会参加这类约会,担心有虚假信息,但在新加坡,感觉比较正规。

新加坡单身人口百分比,2008年对比2018年

参加SDN的青年会有压力,不希望身边的人知道,曾经一对新人通过黄田洋的机构牵手,婚礼上邀请了他们来,但是始终不介绍他们是谁,模糊地说是朋友,“我们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时候很开心,但到了那,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全程很尴尬。”

每年两次,SDN联合这些私人机构,推出声势浩大的“火花连接”(spark connection)约会活动,比如“2个比1个好,威士忌单身之夜”、“做我的诱饵吧”(是一种外出捕虾活动)等等。只要来注册参加,就能获得100新元(约520人民币)的奖励金。

政府发的婴儿奖励,14000新元约为72500元人民币

2012年,新加坡国庆节那天,官方联合曼妥思(Mentos)薄荷糖公司,推出了一首说唱歌曲,歌词大意是“这是国庆之夜,让我们制造焰火,我想要个孩子,你看8月9号到了,是时候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了!”

从2015年开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奖励金由之前的6000新元提高到了8000新元(约41500人民币),加上给新生儿的其他补助,生第一个孩子的奖励总额已达到14000新元(72500人民币)。如果愿意生第二、第三个孩子,政府的奖励还要更多。

但是目前来看,尽管有这么多努力,新加坡人还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据统计,2008年,在25-29岁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半的女性是单身,四分之三的男性是单身。十年过后,这一数据分别变成了三分之二、五分之四。

新加坡摄影师@Mindy Tan拍摄的“她在入睡前”系列之一

改变的出路可能在于帮助人们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构造更加平等的性别秩序。

2016年政府做了一项关于婚姻和育儿的调查,发现人们都渴望弹性工作制,尤其是有孩子的人。87%的人认为弹性工作制会让他们更容易组建家庭,79%的夫妻认为会让他们愿意有更多孩子。

在宝宝0-6岁的期间,相比全职工作和兼职,能弹性安排时间的全职工作是最受欢迎的。看到希望的新加坡政府决定,要促使雇佣者提供更多的弹性工作制职位!

研究表明,年轻人结婚的障碍之一是工作场所和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现代化进程给予了当今女性更多发展自身、拓展事业的机会,但同时,女性照料家人、打理家务的传统角色却并未对等地削弱。

虽然亚洲职场女性和男性比例基本一致,但是亚洲男性更强烈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父亲在育儿和家务上的参与度较低。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办法,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父亲可享有两周政府补贴的带薪陪产假。此外,从7月1日起,父亲还可以从母亲16周的带薪产假中,共享四周的产假。这反映出父亲照顾幼儿的责任越来越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得到重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李唯君说,“男性参与抚育儿童,会增加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概率,也有助于婚姻幸福指数的提升”。

“也许这类鼓励爸爸顾家的措施,能推进亚洲进入了’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从而真正扭转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结婚和生育率双低的趋势。”

特别感谢:陶若芸、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穆峥

参考资料:《家庭与人口》,杨李唯君、汤玲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