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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了,榕城狮城横滨的春节记忆

又到岁末,节庆一个接一个,从圣诞到元旦,转眼就到春节。或许是年岁增长,对过年的期盼少了许多,每到年关反而多了些仓皇,这一年都干了啥?时间都去哪了?

想想还是小时候过年有意思,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对春节满是期待,有新衣服新鞋子,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红包拿,那才真是过大年!我们家的亲戚不多,大年初一通常是去三坊七巷妈妈的大舅妈家和爸爸的三舅妈家拜年,两家在一个大院里,与一大班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到底吃了啥玩了啥,记忆已然模糊,童年的快乐总是莫名其妙的。印象深刻的是拿到的红包被妈妈“代管”,年幼时信以为真,待到有金钱观念要求自理时,才知道红包是有守恒定律的,我们收到的是父母付出的,“代管”理所当然成了“接管”。

长大的速度比想像的快得多,眨眼间角色转换,自己成了发红包的人——孝敬父母尊敬哥哥爱护侄女。某年看到新闻报道,谈到中国的红包地图,福建人高居榜首,简直不能更赞同,红包内容已从三位数涨到四位数,好在是限量发行。初到狮城时,听闻春节红包只需放2元现钞,简直惊呆了,原来本地红包须以数量取胜。

刚下南洋读书时,逢年过节尤为思亲,拼了命的要返乡过年,春节机票贵的吓人,穷学生为了省钱,曾经买了廉价航班到澳门,坐轮渡到深圳蛇口,再转飞长乐机场,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机场大巴到福州,再坐计程车回到家,风尘仆仆只为那一顿团圆饭。

工作之后,新加坡春节放假时间短,又总在学期中,很少再奔波返乡过年,除了到斜阳道舅舅家吃个年夜饭拜个年,没有什么别的亲戚,也懒得朋友聚会,窝在家里远程发红包。若说过年有什么讲究,大概就是年前的大扫除,里里外外清理一遍,买盆花挂对联装饰一新,图个身心畅快。

婚后多了在元旦庆贺日本“春节”的责任,每年随着“春运”到东京,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匆匆赶到公婆在横滨的宅邸,过上三天三夜的御正月。第一次去的时候不免思前想后:是不是要准备红包敬老爱幼?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做饭洗碗展示一下中华美德?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备礼物串门走亲戚?答案还是否定的。

过了这么些年,确认这些意想不到的答案不是对外籍媳妇的客套,在婆婆的领地里,我等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闲人。新年必修课是收阅贺年卡、12月31日的红白歌大赛、元月2日和3日的东京箱根间往复大学驿传竞走,择一日参拜神社——镰仓宫、鹤冈八幡宫、森户大明神,完成新春初诣。如此规律地年复一年,莫名生出些仪式感,大概是成熟人生的境界。

然而,无论过的是和式还是华式春节,无论是与家人还是独自度过,年关时分总难免一番回顾一番期望,太远的未来无法预计,来年总是要好好思量,光阴已容不得虚度,这是成年人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