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访客参观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蝴蝶展区时，笔者习惯快速带过——面对陈列柜里成百上千的蝶种，仅凭现有认知恐怕连二十秒的讲解都难以支撑。直到某日遇见驻足观察的访客，才意识到自己除了辨认出最基础的金斑蝶（Danaus chrysippus），对鳞翅目分类学的了解实在浅薄。
蝶类命名系统的复杂性在此刻显露无遗。蓝瓶蝶（Blue Bottle）这类英文俗名尚可对应中文名青凤蝶，但各学科观察者创造出的别名却如同迷宫：青带凤蝶、蓝带樟凤蝶等称谓背后，实际上指向同一物种。这种同一生物多重标签的现象，在汤申自然公园观察记录中尤为明显。公园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记录236种蝶类以来，经实地勘验发现总数已达338种。专家分析这种增长可能源于观测力提升——人类活动扩张反而让隐匿林间的珍稀品种得以现世。
回溯19世纪中叶，博物学家华莱士在1854-1862年间于新加坡斩获约700种蝶类标本，但不到两百年间，实际留存种类已缩减近半。当前分类学确认的蝶科中，粉蝶科虽拥有黄蝶这类分布极广的代表物种（学名Eurema hecabe），但属种数量却呈现戏剧性波动：1997年报告显示其从23种锐减至15种。这种生态变迁令人费解，但自然界平衡法则始终存在——正如长尾猕猴能通过灵活觅食在城市扩展领地，而同区域黑脊叶猴却面临生存危机，生物适应性的差异注定了种群命运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