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控期间的某次日常交流中，当朋友提及最近热衷于播客节目时，我甚至需要逐字拼读才能确认这个词的读音。用着最基础款的iPhone处理文字工作、刷社交动态，却对内建的音频宇宙视若无睹，这种‘返祖式手机用法’让我开始反思数字生活的取舍之道。
时光倒流至疫情爆发前的吉隆坡苹果店体验，在旅伴分享播客热忱的瞬间，我仿佛暴露了与现代媒介脱节的真相。那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友使用着相同iOS系统，其认知鸿沟却犹如穿越过柯伊伯带。这个认知冲击引出了更深层的思考——为何全球播客收听量暴涨70%的浪潮里，自己始终是未开化的边缘人？
转折发生在居家隔离的深夜。某位前辈突然传来黄丽群主讲的文化旅行节目，让我意外窥见声音世界的美学维度。特别是她与台湾旅游达人dato对谈疫情后日本旅行的那集，在航空停摆的时代听来恍如隔世。那些未被疫情扰乱的‘无目的行走’故事，恰恰构筑了音频媒介的独特疗愈力。
这段认知旅程印证了播客生态的有趣悖论：当全网皆在追逐碎片化信息时，这种需要主动订阅、静心聆听的媒介，反而成了抵抗注意力经济的温柔壁垒。从抗拒播客到开始探索声音宇宙，或许正如重返现实世界的历程——我们终究会在某个节目停泊的时刻，与平行时空的自己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