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始于一枚小小的蛋挞。十五岁那年同班女生哼着粤语歌，把维港的浪花画在课桌边角，我们约定用碎钞换港币的那天，黄浦江的晨雾还带着潮湿。当七年后的航班降落在铜锣湾，霓虹灯牌下早已不见那个爱看双层巴士的姑娘，只有冷气机滴落的水珠，仍在诉说都市的疏离。
光影织就的都会地图
启德机场舷窗外倾斜的楼宇，是多数内地客对香港的第一认知。街道仿佛被垂直切割的时间胶片，墙身斑驳处藏着《重庆森林》里那种潮湿的岁月。尖沙咀天桥下的重庆大厦，巴掌大的商铺挂着各国语言招牌，六十年代的贵族气质，如今混着咖喱角与叻沙的气味，在走廊深处发酵。
移动的味觉坐标
暮色中的天星码头泛起鎏金，铜锣湾的烧鹅与潮汕卤鹅在味觉地图上划出隐形的边境。背着鸭仔包在街市穿梭，塑料袋里的卤水滴落成航线，恍惚看见游荡在《姿三四郎》片场的李小龙幻影。铜锅煮着廿四味凉茶的人行道旁，总有人站在斜坡上读《明报》副刊。
机械与人文的共生体
叮叮车的铜铃声钻进半山腰的报摊，中环的金融精英与油麻地的笼屋主共享着同一杯珍珠奶茶。电车轨道在西环的斜坡上延伸，当八达通感应的绿灯亮起，时代的快慢闸口随之开启。那些必须用手扶住座位才能站稳的小巴，用红绿分野丈量着这座城市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