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重振国内制造业、推动‘美国制造’产品走向全球、减少贸易逆差及国家债务为目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战。然而，这些举措是否真能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困境？其对全球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通过回顾历史上的几场贸易冲突，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美国自1976年以来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一问题在2000年后愈发严峻，截至2024年，逆差已高达9178亿美元（约1.2万亿新元）。与此同时，美国国债规模因长期财政赤字而持续攀升，政府依靠发行债券维持开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多次警告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市场上也存在对投资者信心可能不足的担忧。
面对这些挑战，特朗普选择了关税作为主要工具，但其效果如何？以下通过三个历史案例，分析关税政策的影响及可能的未来走向。
历史回溯一：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的关税战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保护国内市场和低迷的股市，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最初旨在支持农业，却最终扩展至覆盖约2万种各类产品。这一举措虽暂时降低了美国对进口的依赖，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使得美国出口在1933年骤降61%，全球贸易量萎缩近66%。经济衰退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甚至被认为是引发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肯格林和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欧文在2009年的研究中指出，尽管该法案并非大萧条的起因，但无疑加重了经济下滑的程度。这场从1929年10月开始、持续近十年的危机，被公认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低谷。最终，1938年的美英贸易协定试图修复受损的国际经贸关系，并为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后者助推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全球贸易发展。
历史回溯二：19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
上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凭借产业政策和高效生产力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在汽车、半导体和家电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从70年代的几十亿美元激增至80年代的500多亿美元（约674亿新元），占美国总逆差的40%。伴随国内汽车、钢铁和电子行业失业率上升，美国指责日本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
为应对逆差，美国对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实施关税和出口配额限制，例如要求日本每年汽车出口至美国不得超过168万辆。同时，美国联合多国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并通过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和1987年针对电子产品的高额报复性关税施压日本开放市场。结果，日本企业开始在美国设厂，如本田在俄亥俄州建厂，同时也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生产基地以维持成本优势。虽然美国对日逆差有所减少，但对东南亚的逆差却随之增加。此外，日元大幅升值和随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通缩困境。
历史回溯三：特朗普上任初期的贸易战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贸易逆差和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列为核心目标，针对中国、欧盟、日韩等多国发起自193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战。2018年起，美国对全球进口钢铁和铝材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欧盟等盟友也未能幸免，随后欧盟对美国商品实施反制措施。同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化工和半导体设备等加征关税，并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技术输出。
尽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所收窄，但中国企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加以应对。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大部分额外关税成本，但通胀率并未显著上升。然而，从制造业岗位回流的角度看，此轮贸易战成果有限，美国制造业岗位从2017年的1240万下降至2021年的1220万。联合国数据还显示，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为15%，美国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占比为14%。
特朗普关税战2.0：风险与展望
如今，特朗普推出的新一轮关税政策（贸易战2.0）规模和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据惠誉估算，今年美国有效关税率将升至25%，远超此前预测的18%，创下115年来的最高水平。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欧文指出，历史上极少有美国总统对所有商品全面加征关税，而特朗普的多重目标——如通过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或刺激国内消费——可能难以同时实现。CNN分析认为，若谈判成功或美国民众转向购买本国产品，关税收入反而可能减少，难以填补财政缺口。
在关税压力下，台积电、苹果、现代汽车等多家跨国企业承诺在美国投资，累计金额据彭博社统计达1.6万亿美元，预计创造42.6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实际效果仍存疑问，例如数据中心等项目所需人力有限。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陈光炎表示，当前关税冲击虽不及1930年代大萧条严重，但其背后的保护主义和民粹经济逻辑令人担忧。初步预测显示，这一轮关税可能导致全球GDP增幅放缓0.3%至1%，贸易流动受扰，但尚未达到崩溃程度。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能否真正解决美国经济顽疾，仍在未定之数，但其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冲击已不容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带来双输局面，未来的发展走向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