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中，人们常常幻想通过建造高楼大厦，将自然隔绝在外，营造一个纯净无暇的人类乌托邦。然而，无论房屋多么坚固豪华，哪怕是看似无菌的环境，虫子总是悄然潜入，抢先人类占据一席之地。它们无处不在，隐藏在墙缝、角落，成为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隐形住民”。
都市中流传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如果你在家中发现了一只蟑螂，那么很可能一整窝蟑螂早已安家落户。虫子似乎比人类更适应这种由人类打造的“理想国”，它们在细微的缝隙中繁衍生息，与人类共存却又不为人类所容忍。或许，正是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人类对虫子既厌恶又隐隐心生忌惮，甚至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嫉妒。
人类并非毫无对策，有时甚至尝试用虫子来对抗虫子。例如，新加坡政府近年在试点项目中释放携带病菌的雄蚊，与雌蚊交配后，后代无法存活，以此控制蚊虫数量。然而，这一举措也带来了新的烦恼：蚊子数量虽受控，但雄蚊在室内嗡嗡作响，令人烦躁不堪，而吸血后的雌蚊动作迟缓，却也让人束手无策。生活中的琐碎烦恼，仿佛印证了张爱玲关于“虱子”的经典论述。
卡夫卡的文学隐喻：现代性的压抑
虫子不仅是现实中的困扰，也成为文学中深刻意象的象征。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开场震撼读者：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萨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害虫。这一形象具体是臭虫、虱子还是甲虫，历来众说纷纭。台湾译者彤雅立在译本中选择“害虫”一词，并指出卡夫卡所用德文“Ungeziefer”不仅指有害生物，更带有历史上的贬义与歧视意味，暗示“不洁”与“被排斥”的存在。通过这一意象，卡夫卡或许意在揭露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压制——在某些历史语境下，人类的价值甚至不如虫子，从而引发对现代性本质的深刻反思：那些所谓的进步承诺，是否只是剥削的借口？
尽管卡夫卡的叙事风格常被描述为梦幻而跳跃，《变形记》的结构却相对完整，读来并不令人费解。短篇小说如同房屋或房间，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布局意象、引导读者深入，是对作家功力的极大考验。虫子这一意象，如何在故事中发挥作用？以下两部短篇小说或许提供了绝佳范例：韩国作家金爱烂的《虫子》与马来西亚作家龚万辉的《无限寂静的时光》。
金爱烂《虫子》：城市阴影下的命运纠葛
在金爱烂的《虫子》中，一对夫妻搬入“蔷薇公寓”，期待开启新生活，却迎来一连串困扰。妻子先在屋外发现虫子，随后一种名为“钱串子”的多足生物闯入家中，尽管它无害，却因诡异的外形令人不寒而栗。几乎同时，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以第一人称回忆道，孩子的孕育或许发生在搬家第一天那个充满洗涤剂刺激气息的夜晚。从此，精子仿佛化作另一种“虫子”，将女主人公与这栋房子的命运紧紧捆绑。
随着妻子腹部逐渐隆起，蔷薇公寓社区也在发生变化，一个区域即将拆除。怀孕本不在夫妻计划之中，艰难决定生育后，丈夫埋头工作，妻子独自在家，恐惧与孤独与日俱增。夫妻关系日渐冷漠，贫穷与压力让生活更加阴郁。作者巧妙地以虫子作为推动剧情的关键意象，妻子腹中的孩子仿佛也成了虫子般的存在，急于挣脱束缚。小说尾声，妻子走向被拆毁的社区，看到虫群如难民般拥向城市，她腹痛难忍，孩子随时可能降生，却只能在荒凉的环境中无助呼救。分娩是否成功已不重要，真正令人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将他们逼入如此境地——是产前抑郁，还是城市生存的残酷法则？
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丧子之痛的魔幻回响
龚万辉的《无限寂静的时光》则从丈夫的视角出发，聚焦一对因胎儿流产而陷入悲痛的夫妻。深夜的客厅里，丈夫听着水蚂蚁发出的细微噪音，夹杂着妻子沉睡中磨牙的声音，寂静中透着诡异。妻子因失去孩子而长期昏睡，丈夫试图用报纸拍死虫子，却无法打破屋内的死寂。他回忆妻子曾说“梦是没有声音的”，而虫子的噪声仿佛是他唯一能感知的真实。
随着叙事走向魔幻，丈夫发现妻子的身影逐渐模糊，仿佛能透视她的身体，而虫子的声响从屋内各处传来，无所不在。他试图触碰妻子，却无法阻止她的“消失”。最终，他用锤子砸破墙壁，水蚂蚁倾巢而出，薄翼散落满屋，妻子依旧沉睡。整个公寓开始摇晃，城市的光景在身后崩塌，而丈夫却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仿佛终于进入了妻子的梦境。这是一个关于隔阂与失落的故事，虫子不仅是恐惧的象征，更是夫妻间无法跨越的情感鸿沟的隐喻。
这两部短篇小说在虫子意象的高潮中留下开放结局，一个看似悲剧，一个似有解脱，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而它们与卡夫卡《变形记》的跨文本呼应，更为读者带来梦境般的阅读体验，揭示人类与虫子、城市与个体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