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家小旅馆，清晨的第一缕光线刚刚洒进来，我还沉浸在宿醉后的迷蒙梦境中。远处传来胡同里行人的咳嗽声、车轮滚动的隆隆响动，以及隔壁房刺耳的闹钟声，一切都显得格外真实而粗犷。本雅明曾告诫我，空腹时不该谈论梦境，也不宜饮酒或摄入咖啡因，这些似乎都会让身体和心绪更加脆弱。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灵魂，体现在它的文字、酒吧，甚至街头的猫狗身上。在京都，酒吧外的小猫听见脚步声便会默默隐入夜色；而北京的文字却带着一股冷峻之气，像是太庙墙外光秃秃的龙爪槐，透着肃杀的氛围。台风天走在故宫，身着清装的游客与我厚重的冬衣形成对比，古今中外的装束都是因时因地而生的戏服。这是我体验过的最低气温，回忆起多年前在零度的维也纳，观看露天芭蕾舞剧的情景。那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售票演出，却也在场外设置了大屏幕供民众免费观看。这种艺术的日常化与普及性，让人感受到文化的慷慨，而与迟到者的羞涩或惩罚无关。
虽然与北京人说着同一种语言，我却常感到一种无形的隔阂，仿佛中间隔着一位翻译。唯有餐馆员工的热情和受访演员的笑意，才能打破这种界限。在异乡，往往会陷入‘lost in translation’的迷失，感性超越了语言的限制，头脑也似乎偷懒，不再纠结某个词语是否应翻译为‘失落’。北京之大，足以容纳这份懒散；北京之小，又能在不经意的酒吧偶遇故人的歌声，尽管有些名字已模糊在记忆中。飞机上的杂志提到，祝福远行者时不必全说顺风，因为逆风反而有助于飞机的起降，这或许也是一种旅途的哲理。
无论身处何地，我的感知总是显得迟钝，无论是寒冷还是疼痛。记得那次在维也纳看完芭蕾舞剧后，与旅伴回到爱彼迎住所，脱下厚重的靴子和羊毛袜，才发现脚底早已冰凉。后来更多时候是独自旅行，身边无人抱怨寒冷、饥饿或疼痛，我对这些感觉的反应也越发麻木。常常等到事态严重，才意识到停留原地是死路，迈步前行却又无比艰难。
旅馆附近的酒吧周一歇业，我便走远一些，来到斐叶酒吧——这个名字与我毫无关联，纯属巧合。那晚酒吧只有三桌客人：中间圆桌的一对男女走出门外接朋友时，靠墙沙发上的情侣终于吻在了一起，而坐在窗边的我犹豫着是否离开，最终又续了一杯。Fayette的清爽过后是Godfather带来的微醺，好的酒吧应当人少、酒香、音响动听且离住处不远。那晚我安全返回旅馆，却在梦中颠簸了一整夜。
本雅明的话始终萦绕耳畔——空腹时不宜说梦。清晨醒来，洗漱时仍未完全从梦境中抽离，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昼夜交替的割裂感而厌弃早餐。只有通过专注工作或祈祷，才能彻底焚烧梦的残影。而我不知从何时起，也开始在入睡时模糊醒与睡的界限。相较于过去的严重失眠，如今总是在不经意间睡去，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变成了为手机充电，而不再是睡前的最后一步。
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晚，我又喝了几杯。翌日清晨，新认识的朋友A发来消息，提议见面好好道别。看着镜中乱如鸟窝的头发，显然是昨夜未及吹干便睡下的结果，我犹豫片刻，还是婉拒了。
人们常说，北京的时空感与众不同。地图上看着近的距离，实际步行却可能是半小时或三公里起步。习惯了新加坡的干净与礼貌，以及闭眼也能走对的通勤路线，我渴望被陌生的语法和道路规则惊醒。然而，中心地带的严格安检却让人不适，在刺骨寒风中一次次停下脚步，出示护照自报身份，仿佛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挑战。我只想不停地向前走，如同滚动的石头不生苔藓。虽然习惯了不借助软件辨识异地酒吧或出租车里的歌曲，但斐叶酒吧的那首歌让我破例查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