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y)最早作为一种会员合作运营，以求共享图书的互助组织而存在。
自1741年英国“铅山矿工图书馆”(Leedhills Miners‘Library)建立以来，一批会员图书馆陆续在英国诞生，如1774年成立的布拉德福图书馆与文学社(Bradford Library and Liter—ary Society)、1779年成立的伯明翰图书馆(Birmingham Library)、1806年成立的谢菲尔德书社(Sheffield Book Society)、1841年成立的伦敦图书馆(London Library)。
在l8—19世纪的英国文化领域，会员图书馆与教区图书馆(Parish Library)、流通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作为一道醒目的风景，在城乡各地兴盛一时，共同孕育了公共图书馆。
18世纪教区图书馆
三者之中，教区图书馆出现最早，由英国牧师布雷与柯克伍德等人于l7世纪末到l8世纪初在英国乡村大量创办，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组织，主要向牧师和教徒提供神学读物。
与流通图书馆因藏书内容低俗多遭诟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员图书馆备受赞誉。后者一般由知识分子建立，重视藏书的学术价值，其运营经费来自出售股份筹得的资金，后来逐渐变为按月或年收费的方式。
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以前，会员图书馆在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包括北美、澳洲、非洲、加勒比海以及东南亚地区)数量庞大，规模各异，可以称为极其重要的图书馆类型。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称“新马地区”，位于赤道附近，扼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包括马来半岛南端、加里曼丹岛北部、新加坡岛及附近海域，“新马”地区的居民以华人、马来人以及印度人为主。
“新马地区”
18世纪末至l9世纪初，英国占领两地后，大批英国商人、官员及其家眷涌入槟城、新加坡、马六甲等城市，随后这些城市也作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教育和文化中心而逐渐繁荣。
当客居异地时，他们很自然地将故土存在的教堂、学校以及俱乐部等社会机构移植到殖民地，会员图书馆即为其中之一。
正如美国图书馆史学家哈里斯曾说的：“或许殖民地图书馆历史最重要的发展是会员图书馆在殖民地的引入和传播。”
英国人在“新马地区”创办会员图书馆的主观目的是满足英国侨民的阅读需求，也为了配合殖民开发而搜集当地文献，而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新马地区”会员图书馆
相关研究
会员图书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图书馆史中地位重要，引人瞩目，学者对其研究已经进行了40余年。
1970年，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槟城分校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利姆·哈克·郑(Edward Lim Huck Tee)出版著作《西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图书馆简史》，追溯了1817-1961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主要会员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完整呈现各类图书馆的统计信息并阐述英国殖民统治对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在东南亚图书馆史研究领域，这是一部举足轻重的经典著作。
200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科尔曼(Coleman)在其博士论文中，回顾了槟城图书馆由英国人垄断，到本土势力渗透，再到交由独立政权管理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其象征英国统治、推广英语教育、同化本土精英的社会功能。
针对会员图书馆的突出个案——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的研究，近年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卢伊特(Luyt)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助于人们对“新马地区”会员图书馆的深入了解。
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
他探讨了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莱佛士图书馆由会员制图书馆逐渐发展为学术中心的演变历程；英语小说在迎合会员娱乐需求中的重要作用；莱佛士图书馆关于入选小说数量和种类的争论及其原因；以及独立以后殖民遗留、多元种族及地缘政治这几种因素在其转变为国家图书馆的过程中的交互影。
2015年，l965—1971年曾任槟城图书馆名誉监事长的法扎勒(Fazal)介绍了20世纪6O年代槟城图书馆为了促进社会包容所采取的措施，并建议全面研究槟城图书馆200年来的历史。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能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探索会员图书馆的发展变革和社会价值，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但除槟城图书馆和莱佛士图书馆外，对其他会员图书馆的研究不足，只是略有提及。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图书馆业界互动频繁，对该地区图书馆史的阐述演绎能够引起人们的探究兴趣，以开展不同国情下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的比较借鉴。
其中，会员图书馆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然而，至今国内尚未有人开展相关研究。因此，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地区会员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地区会员图书馆
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会员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以来，伴随欧洲列强入侵，“新马地区”图书馆事业由古代步入近代时期。其显著标志是英国人在当地创办的会员图书馆。
这些会员图书馆的建立主要出于英国人利己的动机，但客观上为当地带来了全新的图书馆理念，促进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诞生。
从19世纪初期至2O世纪中叶，会员图书馆经历了会员独自经营、政府会员合作经营和向公共图书馆转型的发展历程。
会员图书馆
3．1会员独自经营
从1817年槟城图书馆建立到1896年吉隆坡读书俱乐部建立，这一时期是会员图书馆的发轫期，绝大多数会员图书馆诞生于这一时期。其创办者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英国人。
1817年，槟城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成立，其成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财政部长伊比森(Ibbetson)、曾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默森(Murchison)、英国东印度公司邮政局长库姆斯(Coombs)以及英国肉豆蔻富商布朗(Brown)等。
从1818年开始，图书馆在新会员入会条件中明确规定，只有由3名会员联名推荐并且2／3的会员表决通过后，才可成为槟城图书馆会员。
1844年，新加坡图书馆在接收新加坡书院617册藏书的基础上成立，管理层全部由欧洲尤其英国知识分子垄断。
新加坡图书馆
其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董事长为海峡殖民地总督巴特沃斯(Butterworth)上校，副董事长为海峡殖民地参政司丘奇(Church)，秘书兼馆长为海峡殖民地财政部部长史密斯(Smith)。当时，该馆入会费用为30西班牙元，外加2．5美元月费。
高昂的会费限制了底层民众的加入，因此，会员一般由英国权贵和富人构成，从1844年到1874年，其会员人数由34人发展到102人，人数较少。新加坡图书馆的开办对于英国侨民而言，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件。
据新加坡图书馆《1945年年度报告》记载，“过去一段时间，图书馆运行良好，会员数量增加，从欧洲邮购的精神食粮的持续供应，使得英国侨民对于欧洲文学和科学进展的掌握与故国的人们不分上下。”
新加坡图书馆
马六甲图书馆初创之时，位于政府大楼内，平均每月购书l6册。吉隆坡读书俱乐部成立于1896年左右，当时欧洲侨民将其随身携带的图书汇聚于雪州市政厅后面的房屋。
1880年以前，槟城图书馆位于乔治城唐宁街的老华人护卫司，1880年搬到槟城市政厅。由此可见，l9世纪的会员图书馆处于初创时期，无固定馆舍，会员和藏书偏少，专为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侨民服务，体现了英国人在殖民地的优越感。
其藏书、经费、馆舍问题都由会员自行解决，无需殖民政府介入，因此这一阶段为会员独自经营时期。
殖民政府
3．2政府与会员合作经营
在英国会员完全独自经营期间，过高的入会费用，较少的会员人数，加之汽船发明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从英国邮购图书的高昂费用，都使得图书馆经费来源日渐窘迫。
在l9世纪末期，会员图书馆普遍资金匮乏，入不敷出，因此不得不放弃独立，向殖民政府寻求援助。
譬如新加坡图书馆，在1862年时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其管理委员会秘书斯科特博士(Scott)在写给伦敦代理的信中说：“图书馆的财政部长和我非常吃惊地看见前秘书史密斯先生留下的账单，图书馆几乎欠债7O英镑。这对于委员会来说如同五雷轰顶，因为委员会一直以为图书馆收支相抵，正因如此，我才决定每月拿出l2英镑来购书。而现在会费只能负担得起价值10英镑的图书。我恳求你们注意到这一点，收信以后，保证每月订书费用不超出10英镑。”
经济危机
这表明该馆在尽力缩减开支，维持运营。1874年，英国殖民当局同意保留新加坡图书馆原始股东的一级会员身份，替它还清债务，要求它兼作殖民政府的参考图书馆并更名为莱佛士图书馆。政府提供年津贴，但同时要求图书馆仍然以收取会员会费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后来，马六甲图书馆和槟城图书馆也接受政府津贴，允许英国殖民当局官员加入管理委员会，且同意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个阅览室。
这体现了会员图书馆的开放性，尽管尺度较小，但毕竟迈出向公共图书馆过渡的第一步。由此，会员图书馆纷纷放弃了独立管理，不再以欧洲人专享的读书俱乐部的形式存在。
与槟城图书馆相比，莱佛士图书馆官方色彩更浓厚一些，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作用更大，奠定了日后转变为国家图书馆的基础。
槟城图书馆
而吉隆坡读书俱乐部虽然接受政府津贴，但拒绝政府官员加入管理委员会，以保持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由于经费不断增加，会员图书馆经营渐上轨道，社会影响开始显现，进入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以莱佛士图书馆为例，1887年搬入政府援助建设的斯坦福路新馆，结束了没有独立馆舍的历史，这是19世纪以来会员图书馆在殖民地社会中作用不断彰显、实力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莱佛士图书馆
3．3向公共图书馆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会员图书馆遭受日寇破坏，残破不堪。战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成为冷战前沿。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潮，美国新闻处(USIS)先后在吉隆坡、新加坡以及槟城建立若干所小型图书馆，以借阅书刊、放映电影，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1953年成立的马来亚公共图书馆协会(Malayan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期望“通过在马来亚的村镇建立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方式促进文化和教育”，到1955年，该协会在马来半岛农村共建立了62个图书馆，藏书总量达到15000册，后来由于经费枯竭而解散，这可以看作是建立全国性公共图书馆系统的首次尝试。
马来亚公共图书馆协会
尽管公共资金支持、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对会员图书馆的经营造成极大冲击，但凭借资金来源多样的优势(既有政府支持又有会员经费)，会员图书馆仍然生存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独立建国以后。这一阶段主要的会员图书馆都开展了业务重组，由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变。
1954年到1956年，槟城图书馆在首任馆长王佩蕙女士的领导下，启动了全面的业务改革：剔除老旧图书，依据《杜威十进分类法》重新分类，建立参考部门、马来西亚地方文献部门和善本室，将会员专用的阅览室与公共阅览室合并，模仿公共图书馆开展推广活动，吸引市民利用图书馆。她的改革奠定了槟城图书馆由会员图书馆转变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
1953年，东南亚橡胶大王李光前捐款375000新元给莱佛士图书馆，让新加坡政府将其改造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是借书免除费用。直到1958年，莱佛士图书馆才彻底废除了会费制度，真正向公众免费开放。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1931年在怡保扶轮社资助下建立的怡保图书馆，一直作为会员图书馆而存在，从1962年起，其在运作层面已经成为免费图书馆，虽然会员依旧支付押金，但押金可退。
正如怡保市政府主席沃勒(Waller)先生所言，“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公共图书馆是依靠税收支持的公益事业。怡保市政府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为其运营提供后续资金，微不足道的押金和会费更多的是会员身份控制方式而不是经费来源。”
1972年，槟城市政府接管老槟城图书馆，成立了槟城公共图书馆公司。这一时期，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各级政府对会员图书馆进行了藏书内容本土化、技术流程正规化以及图书馆员专业化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至此，具有鲜明殖民主义色彩的会员图书馆，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忆。
老槟城图书馆
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会员图书馆基本特点
虽然会员图书馆建设侧重点因社会环境而不同，但都经历了会员自主经营、会员政府合作经营和政府接管3个阶段而转型成为国家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
会员图书馆的发展变迁充分体现了欧洲列强的文化影响下不发达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特殊历史轨迹。其藏书建设、读者服务与会员组成都具有殖民地图书馆的鲜明特点。
4．1藏书建设兼顾学术性与娱乐性，逐渐重视本土语言文献的收集。
会员图书馆规模不一，类型各异。规模较大者为吉隆坡读书俱乐部、槟城图书馆、莱佛士图书馆、怡保图书馆以及马六甲图书馆。
而森美兰国际公共图书馆、株巴辖公共图书馆、麻坡书社以及关丹县图书馆规模很小，藏书量极少。
森美兰国际公共图书馆
1874年公私合营时，莱佛士图书馆藏书3000册，到1893年增加到18500册，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与英国会员图书馆一样，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会员图书馆也在通俗作品和学术图书之间面临着两难抉择。
早期会员图书馆制定的藏书政策侧重收集学术书籍，对消遣类读物的采购持相当审慎的态度。
然而，在后期的运营过程中，出于扩大会员来源的动机，通俗读物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藏书组成部分。
1886年，莱佛士图书馆所藏小说类图书只占全部馆藏的33％，但到1900年前后，已达到70％左右。
莱佛士图书馆
因为完全脱离政府控制，吉隆坡读书俱乐部以满足会员需求为最高原则，它公开宣称：“我们并不打算购买《大英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部参考书，我们只想给会员提供最受欢迎的休闲读物。”
同样的难题还有英文文献与当地语种文献之间的平衡。长久以来，会员图书馆以英文文献为主。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势力在“薪马地区”渐渐瓦解，亚裔人士的民族主义抬头，游说政府推行亚洲语言教育，于是，本土语言文献的采集得到重视。
1959年，莱佛士图书馆收藏英语图书142000册，占藏书总量的97％，到1963年下降到109000册，占总量的68％，而以华文为主的其他语种图书却相应增加。
这也反映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独立政权弘扬本土文化、促进种族平等以及培养对其政治认同的政策倾向。
英国殖民统治
4．2读者服务向非会员人群拓展，并注意发挥“场所”的价值。
会员图书馆理论上仅向会员开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向非会员提供阅览服务，当然这仅仅是它的“附加”功能。会员可以借阅书刊，而非会员只能在馆内阅览。
以莱佛士图书馆为例，该馆由3部分组成：参考图书馆、普通阅览室和借书服务部，非会员只能使用参考图书馆和普通阅览室。会员则可以根据各自等级享有不同的借书权限，这一点从图书馆章程中可以看出。
1874年规定9名原始股东为终身一级会员，可以一次借阅2册图书和l册期刊；二级会员一次只能借阅1册图书和1册期刊；1904年以后设立了三级会员，由临时居民或游客组成，每月支付2．5美元，就可享有二级会员的权利嘲720会员图书馆除了常规的借阅服务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活跃的、充满兴致的文化场所。
槟城图书馆的欧洲会员们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图书馆读书看报，他们对图书馆的阅览桌椅极其在意，曾公开抱怨，“图书馆委员会应该关注阅览室的藤椅。它们已经东倒西歪，摇摇欲坠。最近图书馆花费100英镑购买新书，无疑也应该花钱来替换椅子。”
槟城图书馆
毕竟，如果想要在图书馆消耗大量时间，环境设施的舒适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公私合营以后，会员图书馆为了维护忠实会员，吸引民众入会，在常规服务之外，也开展延伸服务。
1939年，吉隆坡读书俱乐部每月为会员寄送新到书刊目录并举办读书座谈，以达到推广阅读的目的。这些座谈也很受欢迎，甚至市政厅的官员都常常参加。
1955年，在新加坡艺术学会的资助下，槟城图书馆举办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莱佛士图书馆以及新加坡艺术学会所藏护封展览。
这些活动提高了会员图书馆的知名度，使其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既注重借阅服务，又发挥场所的价值，既注重传统服务，又开展延伸服务，这正是会员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独特之处。
会员图书馆
4．3会员组成由英国人和当地精英为主过渡到以普通民众为主，日益本土化。
帝国主义从来不止使用枪炮，还通过文化渗透来实现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英国人远远少于当地人，只能通过培养一个亲英阶层来实施间接统治。英国人在殖民地推广英国文化教育，实行文官考试，优先选拔英文流利者。
在普及英语教育、灌输英国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英语读物的缺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尼日利亚分社经理索拉修(Solaru)所言，“除了为通过考试而阅读的教材外，可供大多数人阅读的资料并不多。”
英国当局不得不依靠会员图书馆为当地公务人员提供自学机会。槟城图书馆的负债给了政府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其无需额外支出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
这就是1880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给予槟城图书馆每年l500马来亚元补助，要求它必须开设一个免费阅览室的原因。
此外，2O世纪的最初2O年，政府对公共教育投入持续增加，居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英语日益普及。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地受过英语教育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1—1950年，莱佛士图书馆欧洲会员占会员总数比例由1921年的81％下降到1950年的29％，本土会员人数由19％上升到71％，实际上，在英国当局的倡导下，会员图书馆的东方特征日益明显，一些当地精英甚至取得图书馆领导权。
在莱佛士图书馆，先后进入管理阶层的华人有孔天正(1900年任图书馆首席书记)、林文庆(1900—1902年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宋旺相(1934—1939年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3华人均精通英语，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是当地华人社群中的佼佼者。
1939年发表在《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称，l9世纪末成立的吉隆坡读书俱乐部，过去是一个仅向欧洲人开放的小型会员图书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视野逐渐开阔，向当地政府职员敞开大门。
经过“本土化”改造的会员图书馆包容性、开放性日益增强，这对英语教育的普及、当地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马来地区的科学研究都有一定贡献。
英语教育
会员图书馆的历史功绩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会员图书馆是不可忽视的图书馆类型。
它们保存了大量的马来半岛珍贵地方文献和科研资料，在公共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督导和催生作用，奠定了当地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础。
5．1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地方文献
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尽管遇到各方面的压力，但大部分会员图书馆没有完全迎合会员的娱乐需求，努力保存具有研究价值的马来地方文献和科研资料。从建馆初期，它们就对马来半岛及附属群岛地方文献情有独钟。
1817年，槟城图书馆成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形成马来亚和远东地区手稿特藏，以及周边国家的自然和艺术标本”。
虽然历经兴衰沉浮，但该馆不断添购积累，收藏了大量有关马来半岛的历史文献典籍。其中最为难得的是首次在欧洲和中东以外地区翻译出版的1667年版马来语《圣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圣经》
1823年，“新加坡之父”莱佛士爵士在设想将来的新加坡图书馆时，希望它能“收集散失文献，保存马来文化，择其精华出版，造福当地民众”。
当年发布的通告中，他曾这样说，“新加坡的居民已经不少了，更一天天的激增，要使其有进步，须得为之设施，所以对于它的将来和秩序，应该要予以适宜的注意。”
这表明，开埠初年，莱佛士致力于新加坡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新加坡制定出城市发展的规划。
目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莱佛士爵士信札报告真迹20件，均向公众展出，其中包括上述的1823年通告。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1878年，莱佛士图书馆以520英镑的价钱购入罗根藏书(Logan Collection)，包含了关于东方方言的语言学资料，主要侧重于马来文和爪哇文。
此外，还包含有关马来群岛地质、地理和人种学的科学研究资料。1935年，中国学者向达在游历新加坡时，认为在莱佛士图书馆的藏书方面，最可注意的要数那一间专门存放关于马来群岛图书的参考室，共有图书3300多册，除了一些古老的马来文写本外，绝大多数都是l8世纪的原本原装作品，这些图书对于研究欧洲人经营南洋的历史极有用处。
百年风雨，历经沧桑，会员图书馆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成为研究东南亚历史文化的资料宝库。
东南亚历史文化
5．2奠定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础
马来半岛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很久就有图书馆存在。公元3世纪中国使者康泰在《扶南记》中写道，当地有“书记府库”，应指藏书机构。
与古代埃及一样，当地图书馆主要附设于皇宫寺庙，收藏宗教典籍和政府档案，供上层僧侣和皇室贵族使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近代图书馆史很大程度上肇始于英国人于1817年创办的槟城图书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当地商人建立了一些华语阅览室以及租借图书馆，但与槟城图书馆、莱佛士图书馆以及马六甲图书馆等著名会员图书馆相比，规模较小，设施简陋，存在时间较短，相关文献记载极少。
无论从藏书数量、读者服务还是社会影响来看，会员图书馆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基石”。
马六甲图书馆
这种图书馆实际上是私人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之间的一种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图书馆公开、共建以及共享的特征，只不过其范围有限，会员可以获得绝大部分利益，非会员只能得到少量利益。
会员图书馆是将保护会员借阅权利放在第一位的，除非资源足够支配，才会尽量为非会员提供服务。
而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事业，一般由政府主导，向所有民众提供自由、平等且免费的服务。显然，会员图书馆的开放性、包容性都无法与公共图书馆相比。
然而，与私人藏书楼相比，会员图书馆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大量出现预示着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体系时代的到来。
正如莱佛士图书馆的读者所言，“当人们在莱佛士图书馆的书架丛林中穿行而过时就会想到，为什么不向新加坡成千上万的辍学者提供一座公共图书馆?如果在怡保和太平等马来亚主要城市建成这样的机构，可以为全体国民服务，而莱佛士图书馆却主要向注册会员开放。”
莱佛士图书馆
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吁从未停歇，愈来愈强。可是由于战乱破坏和政权更迭，政府无暇顾及图书馆事业。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各自摆脱英国统治，独立建国以后，政府规划建设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宏伟蓝图才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会员图书馆的藏书、设备以及人员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尤其新加坡图书馆事业，更是我国取经借鉴的样板，这与殖民地时期会员图书馆的历史遗产关系密切。
与现代意义上的普通图书馆相比，会员图书馆具有一些独特之处。在经营方面，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代表会员维持日常业务，民主氛围较浓；在收藏方面，除去纸质文献以外，还收集各种新奇藏品，如钱币、标本、瓷器等，与博物馆类似；在社会角色方面，除借阅书刊外，兼为艺术画廊、展览中心以及学术中心。
这些基本特征中，“场所”的交流作用与“民主”的管理模式被提到最关键的地位。目前，我国民营图书馆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有学者建议采用会员制方式运行，也有学者将日本六本木图书馆、英国塔维斯托克民间图书馆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中国图书馆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会员图书馆有无值得业界借鉴之处，值得深入思考。
英国塔维斯托克民间图书馆
结语
民宿阅读没有普遍性，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但同时又是一抹亮丽的新农村生活风景线，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转型存在，拥有各自不同的结构和特色，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是不可复制的。
民宿阅读是图书与咖啡和茶相融的阅读，是城市与乡村粘合的阅读，是身心愉悦和精神引领的阅读。
作者观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以后,参照本国模式,在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等城市开设了一些会员图书馆,为英国侨民提供消遣读物和参考资料。
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会员图书馆经历了会员独立经营、政府与会员合作经营以及转型为公共图书馆3个阶段。
其特点有:藏书建设兼顾学术性与娱乐性,逐渐重视本土语言文献的收集;读者服务向非会员人群拓展,并注意发挥"场所"的价值;会员组成由英国人和当地精英为主过渡到以普通民众为主,日益本土化。
会员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珍贵马来地方文献,奠定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其运营模式和发展经验对我国当代民营图书馆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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