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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研究》提炼系列三

三、经验及其限度: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新加坡除了一般性的学术兴趣外,或许还有文化的亲和性和政治方面的特殊需要。然而,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摆脱亲和性及政治需要的先在立场,对新加坡的研究就可能会夸大其经验的价值与适用性程度。

(一)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吗?

不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而是首先需要一个致力于正当使用资金的较为民主的政权,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但东亚是个例外)”。

事实上,除了这两种模式以外,还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发展道路:威权主义的道路、国家主义的道路和统合主义的道路”,“正确的图景不是‘两条道路’,而是像在花园中用来支撑玫瑰或是其他攀藤植物的格子架,具有多样的发展路线,众多的交叉图案和多种混合的、重叠的萌芽——它们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倒退,成长会受到抑制或阻碍。

(二)官僚威权主义:要面包还是要自由?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获取参照信息的途径极为方便,价值观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利益表达离不开自由的制度安排。一些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很自然会突出行政国家色彩,淡化政治情绪,以绩效表现来获取合法性支持。不过,随着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成长,绩效合法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打个问号。

(三)普遍性与多样性:儒家政治文化可以开出民主之花吗?

威亚尔达指出,在尊重各个国家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也应“倡导接受不同程度和等级的民主,以及正处于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中间形式”,因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构成一条光谱、一个连续体”,“必须承认一些国家是未完成的或者部分的民主国家,它们缺少民主所需要的根基和基础设施,因此经常将某种程度的民主与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相混合”。

由于存在各种混合形式、各种等级和各种独特变化的民主,因此需要承认“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我们需要运用一系列的范畴——有限民主、部分民主、不完全民主等,以便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和把握各种等级的民主,而且也能够理解和把握民主可能具有的各种独特的、由文化条件所限定的形式”。(基于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会繁衍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且民主自身也在不断迭代进化中,因此不可能存在现存的一种民主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四)新加坡政治转型:统合式威权主义还是竞争性政治民主?

统合主义(Corporatism)虽然仍是威权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但是它们的统治不再血腥、残暴、专制。统合主义指的是“对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进行支配、限制和管制”,它将国家和社会看作有机的和整体的,认为其中所有部分都是相关联的。“鉴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或者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是分离的,极权主义意味着国家对所有的利益集团实行绝对的控制和摧毁,统合主义则认为国家能够将利益集团吸收进来。它不会像极权主义那样摧毁它们,但是它们也不可能享有自由主义下的那般独立。

四、新加坡公务员管理的两大特色与形成机制

(一)精英团队从何而来(一流人才进政府)

1、全方位的人才选拔

2、制度化的绩效考核

3、战略化的教育培训

4、最高的道德标准

(二)廉洁政府因何而成

1、不能:完善的防贪法律与制度

2、不敢:有效的监督机制(反贪局、举报人制度、议员监督、媒体监督)

3、不必:高薪养廉

五、后李光耀时代,新加披何去何从

(一)五大挑战不容忽视

1、如何维持经济合社会的长久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人口形势严峻)

2、如何维持高效强政府与民众民主化诉求的平衡

1)李光耀被福山称为“好皇帝”

2)马凯硕把新加坡模式概括为MPH,即任人唯贤(Meritocracy)、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官员诚信(Honesty)。MPH还远远不够,未来需要更多的政党竞争与权力制衡,这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新加坡目前“传帮带”式的领袖选任模式,也时常需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风险。

3、如何继续保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平衡术(乌克兰?)

4、如何客观公正且全面地评价李光耀的功过是非

大众不能自由参与对李光耀的“盖棺论定”,其实暗含潜在危机,因为如果新加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国父”李光耀的评价不能达成共识,未来恐将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危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5、如何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和守业困局

(二)幸福前途任重道远(三大桎梏)

1、社会压力大(不进则退)

2、移民问题多

3、贫富差距大

1)基尼系数常年位于0.4警戒线上

2)但没有因为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动荡。它所具备的至少两方面优势保证了其在短期内能够“不患不均”:其一,底层居民有基本生活保障,少有“生存之虞”;其二,法治社会,富人合法致富,鲜有“仇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