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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着全世界羡慕的育婴补贴,新加坡年轻人还是不愿生孩子

10月9日新加坡政府再次把给本地人的育婴补贴加码:孩子在今年10月1日至后年9月30日出生的父母,都可获得政府发放的3000新币一次性育婴补贴,以协助抵消疫情当下养儿育女的经济负担。

新加坡本是一个小国,人口数量不多。再加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婚育问题一直以来备受政府关注。

为了缓解这一趋势,新加坡政从2001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婚育相关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

尽管如此,新加坡人口增长仍然陷入了一个低速瓶颈。

什么时候开始,新加坡的一个个单身男女们,丧失了结婚、生育抚养下一代的动力了呢?

01. 着急的政府

据新加坡《2019年人口简报》的数据,新加坡新生儿出生人数从2017年的39615人下降至2018年的39039人。其中,居民出生人数(即,至少有一名父母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出生人数)也下降了1.1%。

过去五年的居民平均年出生人数,高于2009年至2013年的平均水平。新加坡居民的总生育率(TFR)从2017年的1.16下降至1.14。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结婚率也持续走低。2018年只有27007个婚姻登记,较2017年的28212个婚姻登记减少4.3%。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其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看都是数一数二的。

早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结婚生育配套方案,并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将相关的津贴不断加码。

在金钱补贴方面:

新加坡政府现在每年拨款20亿新元用作国民的生育基金,每个家庭新出生的前两胎婴儿,只要是新加坡籍,便可分别获得6000新币的婴儿花红,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则可分别获得8000新币的婴儿花红。

简言之,生的越多,政府补贴得越多。

除了生孩子有奖励,在婴儿出生后,政府还将为每个孩子开设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并存入3000新币,可用作孩子之后看病的花销。

此外,政府也鼓励家长往育儿户头里存入最高6000新币封顶的储蓄,并给予一比一的奖励。也就是说,家长往户头里存多少,政府再自掏腰包存多少,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那么生孩子到底政府补贴多少钱呢?

据新加坡人口与人才署的统计显示,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两个孩子13岁以前一共可以领到折合现金16.6万新币(约合人民币82.7万元)的津贴。

直观的数字就能看出来,新加坡政府为了“催生”,是费劲心力。

除了金钱补贴,新加坡政府还为了避免家庭生活与工作的冲突及保障孕妈妈的权益,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如将生育保护期延长到孕妇的整个怀孕期,延长育儿事假时限,完善领养事假等。

此外,为了减轻新生妈妈的负担,从2017年起,父亲享有的陪产假也从一周增加到两周。

然而,这逐渐加码的优惠政策和育婴补贴,似乎对提升本地生育率的效果,是微乎其微。

02. 新加坡年轻人的困境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杨莉明在去年就表明,国人结婚生子的决定很大程度受到社会观念和职场文化影响,无法单靠政府政策来左右。

她直接大声疾呼,除了政府的政策,国人不妨各尽一分力,调整对生活的心态,尽量让养儿育女成为一个愉快,而非充满压力的过程。

这里就能看出,本地生育率低,很大程度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

有这样一个图,能更加直观的展示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生育倾向。

经济水平最低的群体中,往往更倾向于生育,他们要么没有少生孩子/避孕的意识或条件,要么是深信“养儿防老”之类的观念。

而当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养孩子也并不成为负担。许多豪门家族都将“人丁兴旺”作为很高的期待值之一。比如澳门赌王,就娶了4个老婆,生了17个孩子。

但问题就在于,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单身男女们都处在脱离了赤贫,但还远远称不上富的区间内,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新加坡社会的生育率普遍降低的原因。

经济学上讲机会成本,用在这里解释也非常合适。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

在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环境导致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社会压力。

据一份2018年9月份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9小时超过韩国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这样的环境下,养活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而多一个孩子对普通的单身男女来讲,无疑是是泰山压顶般的负担;也将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本地人来讲,养活孩子的基本花销不是大问题,有政府补贴,节省一点供一个孩子,一般年轻人完全做得到,但是这其中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呢?

如果还要培养一个孩子,我既要上班又要养娃,公司给我带娃的时间吗?

我作为一个女性,因为生育丧失了可能的晋升机会怎么办?

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成本。

因此,新加坡的低生育率,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生育和抚养孩子这一选项,对于普通劳动者/工薪阶层来说,机会成本太高了。

首先,对女性来说,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抚养孩子的劳动,并不被社会承认。换句话说,尽管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

资本主义讲究用钱衡量一切,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是母亲抚养子女这种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如何用钱来衡量呢?

如果不能衡量,那就会被剔除在社会评价之外,让伟大的母亲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无法创造肉眼可见的金钱财富。

这样一来,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个本就讲求“精英制度”的社会,能够获得高社会评价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不生育也是时代性的困境。

对于男性来讲,也是一个道理。

当你选择在职场投入心血,加班奋斗,总会有金钱回报;但是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将重心更多的回归家庭生活,则不会有任何社会评价的提升,相反,很可能在工作中寸步难行。

生孩子有机会成本,把孩子抚养长大的机会成本就更大了。

养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养到工作,要持续教育到20-25岁。

2019年,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新加坡、香港、巴黎并列成为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可想而知,这笔养孩子的花费多么巨大。

此外,新加坡社会里“Kiasu”(怕输)的文化早就渗透到方方面面,要想培养一个“精英”的花费也绝不是政府的补贴可以涵盖的。

从小就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私人老师,都得安排上。再加上,市场上资源有限,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那成为精英的成本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穆峥表示:

”虽然政府会给补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争上游的社会,单靠政府和学校远远不够。新加坡商场里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种儿童教育机构”。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小的刚出生,大的上小学,在学钢琴和画画,“家长们都忙得焦头烂额”。

或许,很多新加坡的单身青年男女都有过类似的念头:

我要保障我自己的生活水准就要拚命努力了。生了小孩,我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给他们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培养他们成为“精英”,那我就不生孩子了呗。

新加坡生育率越来越低。政府很着急,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生育,还不断为补贴加码。

但是真的有用吗?

就像人力部长说的,国人结婚生子的决定很大程度受到社会观念和职场文化影响。

讲道理,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谁不想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享受亲情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们想我们也想啊,还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吗?

对于新加坡社会中相当多的普通单身男女,生孩子机会成本太高了,再怎么鼓励,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要想真正改变,还得要靠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化。

资料来源:

1. 上游新闻:《生个孩子政府补贴多少钱?疫情期间新加坡为鼓励生育再加码补贴》

2. 大浪淘沙:《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

3. 联合早报:《职场母亲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