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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商海 | 世界华商的大家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上)

“‘新加坡总商会’并非政府承认的商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无任何关系,政府绝不会支持任何会馆社团冒充中华总商会,影响其声誉和地位。”

在几个月前的“新加坡华源会成立18周年纪念庆典”上,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发表了上面这段讲话。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牌的。

为何总有人觊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号,还想沾沾它的光?在新加坡林林总总的商会机构中,它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为您讲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世今生。

前言

114年前,远离家乡、下南洋打拼的新加坡华商在艰苦奋斗中努力创新求变。在新社会、新契机的背景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应运而生。

一个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第二次世界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总商会在各个阶段都代表当地华商,充分发挥着影响力。

作为新加坡华商的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平台下已聚集超过160个商业团体会员和近5,000名商号会员,企业网络覆蓋超过40,000间来自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政联机构、大型金融与商业组织和中小型企业。

李光耀曾评价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的发展。到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有着怎样传奇的发展历程?在东南亚华侨历史上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01 诞生之初

1819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大举开拓东南亚,新加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其中一站。英国人在当地开设了自由港口和贸易站,其大力推行的重商政策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开展贸易。

在此过程中,大批来自东南沿海的中国劳工被招募至新加坡,从事繁重的建筑、搬运、保姆等体力活。这便是当地的第一批中国移民。这些移民每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活环境局促。他们在此谋生,心中都怀着累积财富、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心态。

随着贸易发展,新加坡开放程度逐渐扩大,一个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形在20世纪初期开始显露。当地华人的身份在这一个世纪里也发生改变。一些华人通过转口贸易、航运、种植、采矿、烟酒等行业发了家、稳定了地位,成为当时新加坡社会中的一股主导力量。

再反观中国国内。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打开国家大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先后受到压迫。尽管形势一片混乱,但也倒逼清政府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工商业开始受到重视。

1903年,清政府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时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的张弼士率考察团奉旨南下,游说海外华商成立商业联盟,“实业兴邦、利不外溢”。

1905年,张弼士在马来西亚发起成立“槟城中华商务总会”,随后抵达新加坡。

据文献记载,考察团在新加坡声势浩大,“沿街诸铺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为堵,极一时之盛也”。张弼士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召集了新加坡百余位华商,呼吁“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效力”。在倡导成立“中华商务总会”的同时,张弼士率先捐赠银两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

经过当地华商的多次会议商讨,1906年2月22日商会试办章程完成拟定,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招募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福建漳州籍华商吴寿珍,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次年,在张弼士的提请下,光绪皇帝御赐“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之关防”印章。1917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直沿用至今。

总商会成立之初,以华族内跨方言群代表机构的身份,扮演着华社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桥梁。同时,也巧妙地维护着与清政府的关系。总商会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开启了彼时新加坡政商互动的新格局。

02 领导华侨运动

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被一阵阵轰鸣声划破平静,日本轰炸机带来不计其数的炸弹,整个珍珠港陷入火海之中。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日军大举南下侵占泰国。不到半年,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尼变成了战场。

由于英国殖民政府的无能,英军宣告投降,导致新加坡当地华侨华人不得不出面,组织义勇军,为保护家园奋起抗战。这场浴血之战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却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华侨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局仍不断激化,美苏冷战爆发。在此期间,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6月发动的武装反殖斗争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促使英国殖民政府切断了新加坡华侨与国内的联系。当地华侨的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面临极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加坡华侨的心态发生转变,由先前的落叶归根逐渐转变为落地生根。深耕多年的新加坡,早已成为他们心目中安家乐业的另一个家乡。新的政治环境使华侨华人们意识到,只有取得当地的公民身份,才能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经济、财产、文化及政治权利。

而依照当地法律,华侨需按英国国籍法归化才能享有公民权利,大部分华侨却因担心放弃中国国籍数典忘祖,或不会讲英文而不能归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当地22万华侨华人的总指挥,义不容辞的担负起带领新加坡华侨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历史使命。

当时,英殖民地政府为巩固在马来半岛的统治,非常顾虑让华侨等外来移民轻易获得公民权。再加上华侨拥有中国国籍等因素,英国殖民政府拒绝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出的不归化英国籍,而是另设新加坡公民权的要求。为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曾多次向当局陈情与请愿,并动用强大的人脉关系与相关行政机构取得联系

195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英国总督提出,生于中国的华人申请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只需满足以下条件,同时要求简化归化手续:

在过去10年中居住在新加坡8年以上;

至少在5年内无意离开新加坡,因商务需要或休假而短暂离境者除外;

声明忠于新加坡;

在居住新加坡期间,不参加任何外国政党,不向外国政府作出任何承诺,不向另一国家表示效忠;

有读写华文或英文的能力。

1952年2月,英国殖民政府表示只同意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而坚持认为想要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必须先归化为英国籍。同年11月,总商会再次要求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可保留双重国籍,获得新加坡选举权,又遭英国总督拒绝。

双方的博弈一直持续了10年。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时,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避免双重国籍的协议,解除了英殖民地政府对华侨获得公民权后出现双重国籍的顾虑。这为新加坡华侨公民权的获得铺平了道路。

直到1957年10月,新加坡立法议院终于得到英国当局的同意,制定了新的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至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功为22万名华侨争取到当地的公民身份,同时也让华语成为议会应用的语言之一。

公民权运动的成功,大大加强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凝聚力。同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借此向英国殖民政府展示了其社会影响力。总商会政治话语权扩大的同时,也进一步稳固了其在新加坡华族中的领导地位。

“狮城商海”栏目将于本周四继续为您讲述

世界华商的大家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世今生,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