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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光晴:一直“在路上”

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诗人,还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画家,而后一点,却鲜为人知。当初,甚至连曾有过交游的郁达夫都不知道。在自传《诗人》中,光晴曾写过,在一次宴会上,郁达夫问光晴:“金子先生到底是写诗的呢,还是画画的?”不等光晴自己回答,在一旁的鲁迅便抢先说道:“诗在写,画儿也在画。”

诗人、画家金子光晴(1895-1975)。田沼武能摄


光晴幼时曾师事有“明治广重”之称的大画家、“最后的浮世绘师”小林清亲。战后,光晴曾在《艺术新潮》杂志(1955年1月号)撰写《清亲的事》,深情回忆恩师。光晴自幼好涂鸦,家中的墙上布满了用指甲刻画的“作品”。周围人都觉得这孩子长大必成画家,以至于父母也感到某种教育责任,却苦于完全不懂艺术,无从着手。一位时常出入光晴家的古董商佐佐木常右卫门(即小说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刚好认识小林清亲,遂建议光晴父母,让孩子跟清亲学画,并亲自领着光晴去拜见清亲。彼时光晴十三岁。

小林清亲笔下的江户夜色


光晴常听佐佐木老人说,清亲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状如扇。少年听得神魂颠倒,特想亲眼见识一下。拜见清亲时,绘师就坐在眼前,却始终不伸手。终于没憋住,少年怯生生地问了句“所谓一尺,是鲸尺(和裁店所用的鲸鱼须制尺子,1鲸尺=38公分),还是曲尺(1曲尺≈30.303公分)呢”,结果挨了一通训。不过最后,清亲还是取出一幅花仙纸,铺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后默默地用手掌抚平折痕。光晴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双手:

画笔翩然翻舞,以略笔画出狐狸的脸和乌龟的脑袋,便不再动了。这到底是让我临摹的摹本呢,还是说画儿就是这样画,给我做示范呢?先生的意图不可测,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脸。

如此,少年光晴与老绘师之间虽然有过一些“以心传心”式的沟通,却未能持续。光晴说:“我作为弟子还是太小了,而先生作为老师又太老了。”不过,清亲毕竟是大师,气场超强,短暂的亲炙,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于爱知县海东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两岁时,过继给著名建筑商清水组的名古屋负责人金子庄太郎家做养子,更名为金子光晴。中学时便展露画才,入清亲门下前,因养父工作的关系在京都生活时,曾跟随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条派穷画家学画。但幼时的光晴显然志不在丹青,更倾向文学。不到四年间,辗转早稻田、东京美术学校和庆应三所学府,均遭除名,到底未能拿到任何文凭。二十一岁时,养父病故,二十万元遗产与养母折半平分,仅数年便挥霍一空。二十四岁时,赴欧洲游历,出版第一部诗集《金龟子》(『こがね蟲』),一举成名,两年后回国。

光晴笔下的森三千代


1924年,光晴与女诗人森三千代结婚,时年二十九岁。1928年(昭和元年)底,夫妇把儿子留在国内,去了上海。这次旅行的背景,其实是由于妻子三千代的出轨。作为夫妻二人商定的解决方案,打算暂离日本一段时间,以拉开距离,让三千代对不伦之恋做“冷处理”。如顺利的话,再一起赴欧。二人随身携带了七封介绍信,包括谷崎润一郎、田汉、郭沫若、谢六逸、欧阳予倩、内山完造等,可到了上海,俩人身上仅剩五块六毛钱。为筹措生活费和赴欧的川资,光晴拾起了久违的画笔,开始画艳本。承蒙内山完造的襄助,准备办个展。

笔者收藏的《金子光晴自选诗画集》(限定200部中之第197部),五月书房昭和49年4月版


一天,光晴偶然从友人处得到一支中国产狼毫笔。一用之下,发觉远比一般的毛笔吐墨匀致,表现自如,纤毫毕现,光晴爱用不已。惟其是诗人出身的“业余”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客观的自我评价:“跟清亲的风景画相比,风格有所变化。倒更接近北斋的画,类似于那种古风的欧洲趣味浮世绘,与在薄薄的花仙纸上用水彩颜料画的一般趣味性作品相去甚远。”在我看来,光晴到底有师承自清亲和四条派的童子功,从技法上说其实就是浮世绘肉笔画,是融入了北斋式奇诡想象的新广重风都会浮世绘,但风格更现代,且有种异国情调。其笔下的魔都风景绘,既有浮世绘春画的自由奔放,又不失“东方巴黎”的洋范儿,与同一时期另一位西洋画家——奥地利犹太画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1908—1968)的旧上海风情画,不无内在相通之处。

金子光晴作品:切上海叉烧肉之图


金子光晴作品:《上海欢乐境》插图


应该说,金子夫妇在上海的生活颇快活。光晴忘情地写生、创作,四处流连。连内山完造都说:“邦人来沪有如过江之鲫,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金子先生那样,会走遍城市的角角落落。”三千代则恢复了诗人的状态,与中国作家频密交游,如鲁迅、郁达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渐次平复。夫妇二人这段羁旅岁月,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也成了后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资料。如1929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缀笔:

昙。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义一)、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彼时,文艺界关于“革命文艺”的论战正酣。受日本革命文艺运动思潮的影响,创造社和太阳社发动了对鲁迅的攻击。而在座的前田河广一郎,正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创造社、太阳社声气相求。酒席上,他竟然不顾及礼数,“称鲁迅为前近代文人,把郁达夫定性为苍白的知识分子。前田河的旁若无人,令内山完造都瞠目结舌。”多年后,光晴在《骷髅杯》一书中写道:“鲁迅和郁达夫都未置一词,这时室内鸦雀无声,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牙齿一个劲打颤。”

三千代的诗集出版后,森在扉页上用毛笔题款“鲁迅様 著者”,并托郁达夫转交鲁迅。《鲁迅日记》1929年1月31日载:

昙。下午高峻峰持寿山函来。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诗集》一本,赠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此签名本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画展于日本人俱乐部二楼开幕,好评如潮,鲁迅亲赴观展,并当场购画两帧。在鲁迅看来,光晴绘卷中的魔都女,其实是“日本美人的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星期。晴。上午得刘衲信。徐诗荃送来照相一枚。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选购二枚,泉廿。……

个展的成功,不仅给光晴带来了川资,夫妇也暂时走出了感情的阴霾。1929年5月初,光晴伉俪经香港赴南洋,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一路采风、创作、卖画、会友,光晴自称“旅绘师”。昼间旅行、写生,夜晚宿于热带雨林边缘地带的简陋客栈。走在荒野夜路上,闻虎啸于丈外,与眼镜蛇四目相对……“我过着连乡愁都没有的日子”。

金子光晴作品:金花黑蔷薇草纸


这次行旅,本质上是诗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时。待慢慢长旅结束,从法兰西回到日本,已是1932年5月,东亚大陆战云密布。作为十一岁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终生与日本文学界保持某种距离,对母国文化有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学评论家安东次男的表述,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异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从某种意义上说,光晴一生都“在路上”。

上海市北四川路余庆坊的旧式石库门建筑,光晴与三千代曾在此居住


1931年,光晴与森协议离婚。一对怨偶好离好散,但二人对中国的爱和对鲁迅的敬重,都保持了终生。1934年,三千代的记游诗集《东方之诗》由东京图书研究社刊行。3月12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得《東方の詩》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赠。

同月17日,鲁迅又在日记中缀笔:“寄森三千代女士信,谢其赠书。”这封信,一直由森本人珍藏,从未面世。直到森辞世十四年后,才由森的儿子、早稻田大学教授森乾从亡母的照相簿中发现。2005年,被编入《鲁迅全集》第四版中。信不长,兹抄录:

拜启:前天拜领了惠赠的《东方之诗》。托你的福,我坐着便能旅游种种地方。谢谢你的厚礼。说到兰花的话,在饭店聚会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眼前。但是,如今的上海已与当年大不一样了,实在凄凉得可怕。

鲁迅上

森三千代女士几下

三月十七日

鲁迅信中提到兰花,其实是对女诗人的回应。森在诗集的《后记》中,回忆了1929年1月26日,在郁达夫的招宴上,自己与鲁迅之间关于兰花的一次聊天,表达了对中国的留恋:

和蔼可亲的郁达夫,告诉我有关兰花的话的鲁迅叔叔,怎么也未再见面的田汉。告别了这些先生们生活的上海,5月,我乘船离去了。

对“鲁迅叔叔”及其周围的那群左翼文艺家们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陈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