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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中国话来去中国化,新加坡的神操作到底有多离谱?

从今个学年开始,台湾地区的中小学将闽南语、客家话、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等“本土语言”列入必修课,而汉语普通话虽然在台湾被称为“国语”,但已经成为了“非本土语言”。民进党当局利用修改课纲搞“去中国化”的野心,昭然若揭。

其实,在文化语言教育上“去中国化”是民进党多年来玩滥了的手段,不过由于以前国民党当局当年强推汉语普通话效果出色,绿营方面这通穷折腾到底也没掀起多少浪花。

比之民进党当局不甚“明智”的强行举措,有些地方的“去中国化”那可真是花了心思的,新加坡的执政者在几十年前,使用极其匪夷所思的手段,搞出了非常成功的“去中国化”。

他们的招数竟然是:用中国话,去中国化。

1

这事,得从二战刚结束那会儿说起。

大战打完了,日本鬼子投降回家了。但对于东南亚各民族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太值得高兴的事儿,因为日本人刚走,原来的殖民者就回来了。

但是这会儿的东南亚各民族已经不好糊弄了,当年殖民者第一次来的时候,拥有超强武力,堪称降维打击。可现如今大家伙儿已经看到你们这群白人被日本人揍成了什么德行,既然日本人可以把你们打跑,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行呢?

只要被压迫者存了这个念头,压迫者的日子也就要到头了。

东南亚民族独立建国之路已经势不可挡。马来人建立了马来西亚,印尼人建立了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峡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海峡殖民地由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个城市组成,在历史上这块地方因为各种原因与其他殖民地互不统属。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积极发展贸易,也让此地的商业比周遭发达。

那个年代的东南亚沿海,哪里商业发达都离不开华人。海峡殖民地的人口中,华人移民普遍超过本土居民。

这样就等于在一个马来人的民族国家里,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华人占多数的土地。

而经历抗战之后,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殖民者视之为隐患,马来人国家也将华人视为威胁。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掌新加坡之后,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让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用马来西亚的国族主义压制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

但马来西亚统治者对于华人始终不放心,尽管李先生本人的家庭并不使用中国语言,有很强的本地色彩,还是不能取信于主体民族。

于是,新加坡被迫独立。

那这种乱七八糟的民族环境,是不是欧洲殖民者有意为之,让当地陷入混乱呢?

这次还真不是。殖民统治者对于各种民族主义都是小心提防,之所以造成混乱局面,是因为当初华人来到南洋的时候,还没有中国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下南洋的华人甚至不会用省籍来标识自己的身份,他们只以方言认知自己。19世纪末期以前,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如同其移民先辈一样,漂洋过海,为的是有朝一日“捆载而归”。

尽管大多数人终老异域,终生难归故里。他们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成各种帮派乃至秘密会社、以便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和保持同家乡的联系。

聚合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纽带,主要是宗亲和同乡意识,而非“中国人意识”。因此,尽管中国移民及其后裔遍布东南亚各地,并形成高度密集的聚居区,但他们客观上并未形成超越帮派的泛中国人组织与联系网络,主观上也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努力。

讲福佬话的闽南移民围绕妈祖信仰,在南洋各国聚庙而居,后来又在神庙成立福建会馆。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就成立于1840年代。

讲广府话的广东移民则以家乡分为不同的会馆,潮州人和客家人莫不如是。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中国人认同,唐话(方言)与唐山(家乡)是维系移民认同感的纽带,移民社群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限于对家乡的关注。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早年热衷于捐资助学,今日的集美大学与厦门大学都赖此公慷慨解囊。不过这两所学校都位于厦门,也就是陈先生的家乡同安县。

据20世纪30年代统计,福建沿海侨办学校达到300多所,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泉州的培元中学,晋江的养正中学、侨光中学、石光中学,漳浦的佛昙纯美中学等,都是办学卓有成效的侨乡名校。

但缺乏中国人的总体认同,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常使华人帮派、社群之间冲突不断,内耗不已。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马六甲附近的卢骨、双溪乌绒、间征等地发现了锡矿,继而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雪兰莪的北部及暗邦、霹雳的太平和近打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锡矿。

为了争夺锡矿的所有权,雪兰莪爆发了代理人战争,史称雪兰莪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以惠州客家人为主的海山公司以嘉应客家人为主的义兴公司,尽管都是客家人,却分别支持两方,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死伤惨重。

1928年,济南爆发五三惨案,震动东南亚华人社群。陈嘉庚组织华侨社会捐款,但由于潮州商人和广府商人害怕陈先生通过福建会馆组织捐助,让福建会馆一家独大,事情进展极不顺利。

最终还是陈嘉庚摒弃乡土观念,以富商俱乐部的形式筹办捐助事宜,才让华侨社会勉强团结了起来。

可见在这一时期,南洋华人对中国的情感,只能说是重乡土而轻家国。

这种单纯的爱乡情结是如何转换为爱国情结的呢?

很简单,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让南洋华侨发现,单纯想救乡没有用,如果救不了国,家乡也是一样要完蛋。

1916年,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福建军匪患严重,地方颇不安宁。

旅居世界各地的300多万闽侨,运用经济力量,以各种形式开启救国救乡运动。海沧,地处同安、龙溪、海澄交界处,属于三不管地带,因侨胞海外打拼之后馈赠家乡,逐渐富庶,继而成为盗匪的目标。

闽南侨胞心里苦啊,“走千万里风波卒,数十年心力无非为事父兄贻子孙计,岂知皆入盗囊”。

自己辛辛苦苦下南洋讨生活,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财寄回家,全成了给强盗打工了。

菲律宾侨胞过半数是生长于闽南的,不忍桑梓之区出现打家劫舍、派响、绑票等惨剧,因此自发组织成立了“南洋闽侨救乡会”

菲律宾侨胞的救乡运动开始了。

1926年3月15日至30日,“南洋闽侨救乡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临时大会。期间召开6次会议审议若干议案,研究各县乡团组织及整理问题、教育、道路等。

1930年,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号召侨胞捍卫乡里,以“民团”保护人民,募捐3万元,购步枪600支、子弹30万发与军方联络,剿灭匪帮。源源不断的海外捐助,支持地方武装保护乡民。

但是,这水一样的银子从菲律宾流回福建,却没什么太大用处,侨胞们从给强盗打工,变成了给军阀打工。盗匪是给剿了,军阀来了更要命,闽南侨胞这下算是知道,什么叫匪过如梳,兵过如篦了。

直到十九路军入闽,提出一系列安定秩序、建设福建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肃清匪盗,禁绝烟赌,保护侨胞,恢复经济等口号。在实践上,蔡廷锴很快就命令禁止赌博、销售鸦片、种植罂粟,取消28种苛捐杂税,处决匪首。

菲律宾侨胞忙活了十几年的事情,在闽南是啥也没救成,十九路军来了,才把问题解决。

但是好景不长,蔡将军的十九路军在福建通电反蒋,蒋介石对福建发动内战。土匪军阀刚被消灭,蒋公又来了。

事实证明,蒋公可比军阀和土匪坏多了。

1933年12月下旬,国民党抽调嫡系部队由赣东、浙南分两路进攻福建,并于1934年1月上、中旬先后占领延平、古田、福州,十九路军反蒋失败。在镇压人民革命政府期间,蒋介石政权出动飞机对泉州等侨乡进行狂轰滥炸,令南洋侨社大哗。

之后,蒋公在福建的统治也没维持几年,日本鬼子又来了。

1937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金门,揭开了侵略福建的序幕。1938年5月13日,厦门岛沦陷。此后日军又集结兵力先后侵犯平潭、诏安、东山岛等地。

日本侵略军进入福州时,在全市大小街口布满岗哨,手持军刀,架设机枪,任意残杀市民。杀人手段除枪毙、活埋、砍头、剖腹外,还有火烧、灌水、蛇咬、倒悬、投河等酷刑,令人发指。

闽南侨胞这时候才明白,只想着救福建,是绝对救不了福建的。如果不能救整个中国,土匪、军阀、蒋公、日寇这样的反动势力,会不断地荼毒乡里。

陈嘉庚在1920年代的一段话,正是南洋侨胞由爱乡进而爱国的写照,“吾闽之落后,惨不胜言。民国初年在未有闽人治闽之前,则希望闽人治闽之得享大福。迨闽人治闽而后,希望尽违,痛苦尤甚,更思反求外省优秀者”。

没有闽人治闽之前,侨胞们盼着闽人治闽,有了闽人治闽之后,侨胞们觉得,还是让外省人来吧……

国家不宁,侨乡没有独自发展的可能,只有救国,才能救乡。在祖国积弱、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家乡不能独存。华侨在爱乡、救乡的过程中意识到救国的重要性,进而爱国。南洋华人对家乡的关心开始上升为对国家的关心。

这一阶段,是侨胞们由乡土而家国的转变。

2

说回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加坡建国历史。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完全独立。

当时看新加坡这个国家,简直脑门上就写着“要完”两个字,国内三大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有强大的祖国,人们也都对自己刚刚赢得完全独立的祖国有很强的认同感。相比之下,在他们心中还没有“新加坡是个国家”这种概念。

尤其是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华人,经历上文中所述的由乡土而家国、从爱乡发展为爱国的历程之后,对故土中国感情深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李光耀面前的难题。

尽管不少人民行动党高层都出身于讲峇峇语言和英语的家庭,但他们深知,华人的爱国热情源自于对家乡的热爱,只有斩断华人社群与故乡的物质文化联系,才能让华人的民族主义变成无根之水,从而断绝。

在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看来,以方言群划分的宗乡会馆,一条街上都是中国风情,宛如小同安、小广州的街巷,简直就是把华侨的老家搬到了新加坡。在这里长大的人,和在广东、福建老家长大的人没有区别,他们在这里说自己的方言,像中国人一样生活,肯定也会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新加坡原本是个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等十一种。

1920年1月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但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斩断方言,才能斩断中国认同,瓦解方言,已经不可避免。

一场针对方言的“战争”开始了,与其他民族国家通过本民族标准语建立本民族的认同不同,新加坡这次开战,却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摧毁对本民族的认同。

1979年,欧进福博士在新加坡文化部任职。时任部长王鼎昌在6月份时找到欧进福谈话,说了几件不痛不痒的事情之后,忽然转换话题,问他是否熟悉方言。

欧进福回答,自己在厦门街长大(注意这个地名),以讲闽南话为主,母亲是潮州人。在念小学时,同学间多数以闽南话交流。

王鼎昌则说:李光耀总理觉得华族方言各社群间,应有一共同语言,也认为方言干扰华、英双语教学政策,有意推行一个推广华语的运动,并要欧进福负起这项任务。

于是,欧进福博士依托新加坡政府,联络了华社的工商团体、宗乡会馆、文教组织、工会、媒体、社区,将新加坡社会权力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传达了李光耀的旨意之后,为后世延续数十年的“讲华语运动”铺平了道路。

虽然不知道这些参与者是不是真的支持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但他们肯定不敢说自己不支持……

1979年9月7日,杀气腾腾的李光耀总理在大会堂主持讲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

开幕隔天,严令即下。公共部门推广华语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公共部门配合讲华语运动的各种措施。

9月21日,公务员首长致函给各政府部门,即日推出一些措施,包括华族公务员柜台服务时和华族公众人士尽量以华语,不用方言交谈;文化部、敎育部负责编纂各有关部门常用的华语词汇和发音;鼓励华族公务员之间,在公共场所如熟食中心,商店和巴士车上,以华语代替方言。

为了合理化打压方言的决策,李光耀援引了一些诡异的“语言专家”说辞,比如孩子的头脑无法容纳超过两种语言,所以为了学好华语,就得抛弃方言。

然而,根据语言学家在1980年做的调查发现,新加坡华人通常会说几种中国语言:自己家里使用的方言、新加坡本地最强势的福建话(闽南话),以及再多一种其他方言。

不知道李光耀当时援引的是哪路语言专家……

总之,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人民行动党政府动员了起来,为消灭方言,推广华语一起奋进。

新加坡政府对于禁止随地吐痰这件事的执念非常强,强到让全世界人都不太理解……但和消灭方言比起来,禁止吐痰的政策就十分小儿科了。

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标语是“多说华语、少说方言”,1983年的标语,虽然中文叫做“华人说华语,合情又合理”,但是英文直接大剌剌写”Mandarin’s In. Dialect’s Out”(华语来,方言滚)。

下沉到华人社区,那就更是赤裸裸的了,“Start with Mandarin, not Dialect”、”Better with 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 Make it a way of life”,活脱改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思。

政府开始撤换掉那些不会说华语的政府柜台服务人员,学校课本里出现的华人小孩名字,不再是方言发音,而是汉语拼音。

小学校园里谁要是说了方言,轻则被罚站,罚抄写“我是华人,母语是华语”,重则直接拉出去打10鞭子……

只能说,新加坡政府对于“母语”的定义,还真是跟我们的理解蛮不同的。

最最搞笑的是,1979年10月底,新加坡政府决定把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配音为华语,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弹。

中国内地有配音港剧、港影的习惯,一方面是我国内地幅员辽阔,不通粤语者极多,另一方面也是我国配音人才繁盛,有些为港剧配音的演员,台词功底甚至远超原作主创,为香江影视在内地的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新加坡区区几百万人口,哪有这么好的配音演员。那一版《倚天屠龙记》新加坡版配音十分糟糕。据说当年不只是讲粤语人士不满,不少说英文的人也投函报章,强烈批评配音使连续剧尽失原味。

你这音配得让洋人都听不下去了,得是有多差劲……

这种强迫症式的语言政策,与其说是推广华语,不如说是一个消灭方言行动。

经过新加坡政府的努力,1980年之后的十年间,在家和配偶使用福建话的人口大幅降低8%、潮州话6%、广东话5%。

到如今,新加坡年轻人里通方言者更是十不存一,在宗乡会馆这种方言堡垒里,也听不到方言了。

年轻人不通方言,甚至很多都无法与自家长辈交流,他对于原乡的想象和感情也就更谈不上了。瓦解了方言的社会基础,新加坡华人原本的由爱乡情感所生发、进而才支持的对中国的认同,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了。

1995年,几个语言学家记录了一个新加坡华人家庭中的祖孙对话情形:

婆婆:(广东话)你刚刚去哪里了啊?

爸爸:(英语)去跟婆婆说话

孙子:(对着爸爸;英语)说英语可以吗?

爸爸:(英语)告诉婆婆(广东话)说一些话

孙子:(英语)我根本不会说广东话!怎么说?

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消灭了方言之后,汉语普通话,也就是华语能够提升使用率,那就算了,但是从2000到2010的10年间,讲方言减少11.5个百分点,华语只上升2.6个百分点。

剩下的人说什么语言了?当然是说英语去了!

不过,反正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方言,并借此消灭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你问他们华语好像竞争力越来越不如英语啊?他们会说,It's none of my concern,let it be.

西方人有这个说法:标准语是一种拥有军队的方言。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靠标准语政策塑造民族认同。新加坡立国的特殊性也决定,它必须瓦解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才能建立起华人对新加坡的认同。所谓在位谋政,所处立场不同,我们也不必大加挞伐。

只是,这样“巧妙”的“去中国化”效果,是我们不得不防的。

参考资料:

吴小安:移民、族群与认同,东南亚华人方言群的历史特征与发展动力

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谢世涯:新加坡华语运动的成就与反思

欧进福:讲华语运动40年回顾